核心提示

　　笔者多年来苦心搜集西柏坡时期红色文物藏品，其中涉及统一战线的有1948年5月刊登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各大解放区老报纸以及当年报刊发表民主党派响应中共号召的声明、宣言等，通过翻阅这些保存至今的珍贵文献并走访有关当事人和著名民主人士家属，特撰写此文以纪念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67周年。

　　□特约撰稿：王律/西柏坡纪念馆荣誉馆员

　　奠定多党合作和政协制度基础

　　1948年4月10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来到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县城南庄。当时，五一劳动节马上就要到了，各战场解放军进攻形势特别喜人，前方捷报不断传来。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目光深远，在《“五一”劳动节口号》中专门加上了一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迅即传遍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在我党的周密安排下，爱国民主人士自1948年秋陆续从全国各地和海外奔赴东北解放区和河北平山，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方略，形成“众星拱北、万水朝东”之势。

　　笔者收藏了一张1948年8月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香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致电毛主席拥护中共五一时局主张，毛主席复电要求共商具体步骤”重要报道和来往电文，成为今天我们了解“五一口号”重大意义最直接的历史见证。另外一本笔者珍藏的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秘书处编印的《五一口号发布以后各民主党派团体响应召开新政协的文献》，是建国之前有关“五一”口号的重要文献汇集，因系当年政协会议印发的会议文件，没有公开发行，故存世量极少。

　　雷洁琼回忆毛泽东的谈话

　　笔者多年前曾写信给“五一口号”的积极响应者、民进中央名誉主席雷洁琼，因她是当时最后一位仍健在的曾到平山的民主人士，所以请她回忆当年在西柏坡与毛泽东的会晤情况。时隔不久，年近百岁的雷洁琼就让秘书提供了有关回忆录：

　　“毛泽东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平易近人，他与我们每个人一一握手问好。晚饭时毛泽东谈笑风生，气氛十分活跃，我们初次见到毛泽东同志的拘谨心情一下子消失了。晚餐后，我们围坐在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室亲切交谈。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知识分子的问题、对民主党派的要求以及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他生动而又形象地以蛇和农夫的寓言作比喻，说明决不能怜悯恶人，要求民主党派人士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他说，革命胜利后，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和中共采取一致的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使我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深刻的教育，认识了民主党派的政治方向，更加坚定了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决心。最后，毛泽东还谈到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发展问题及改善人民生活问题，使我看到新中国的美好前景。这次畅谈，一直到深夜，使我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

　　胡愈之修改毛泽东战争胜利时间表

　　1948年，毛泽东主持中央九月会议，估计“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从1946年7月算起）”。到了11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为何仅短短两个月时间，毛泽东对战局形势的预计就

　　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

　　当然，通常认为是毛泽东根据大决战进程加速而做出的修改。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胡愈之的判断也影响了毛泽东的胜利时间表。

　　97岁高龄的新闻界前辈于友先生早年曾协助胡愈之创办《光明日报》，承蒙于老亲笔签名寄赠所著新版《胡愈之》。据这部传记披露：为了响应“五一”口号，远在南洋的胡愈之夫妇乘船奔赴解放区。在途中他听到新华广播电台对战局的预测，就觉得夺取全国胜利用不了毛泽东说的两年。胡愈之认为国民党不仅军事崩溃，而且经济崩溃，人心崩溃，现在，国统区的人民希望解放军胜利都等不及了！

　　不久，胡愈之到达平山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驻地李家庄。11月，新华社的社论就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间表改变了。可见毛泽东吸收了胡愈之的意见，又根据自己掌握的敌我双方的态势分析，把胜利时间缩短了一年。与胡愈之相交甚深的的老友李一氓认为，1948年对于革命进程的判断，是胡愈之平生最大的贡献。

　　笔者所藏的1948年11月间多份报纸都登载有胡愈之所写《人民自己的国家》一文，真实记录了他进入平山解放区的观感，盛赞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该文写到：“第一次进入解放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这里绝不感到物资缺乏，却很少看到外国货物……我见到行政机关和军队里，干部人员都有一架手摇纺纱机，在公余的时间，从事劳动生产。”

　　毛泽东致信吴晗，促使他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笔者在1949年第8期《中国青年》杂志上找到了著名民主教授吴晗的一篇文章--《我的治学与思想是怎样进步的》，他的的进步就是始于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从北平到达解放区平山。

　　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接待了吴晗，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当时他已完成了《朱元璋传》，毛泽东阅后指出了书中某些史料和观点上存在的问题，体现了党对民主人士思想上的引导和帮助。1948年11月24日毛泽东写给吴晗的一封信“辰伯先生：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正如史学名家苏双碧先生在寄赠笔者的《吴晗传》中所评论的那样：“这次来到解放区，是他在政治思想上、阶级立场上发生了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他决心为创造美好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切”。

　　社会贤达在西柏坡被共产党人的胸怀折服

　　统帅国民党华北几十万大军的傅作义将军，在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感召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接受和平起义。不久他便来到西柏坡，这位沙场名将见到主席，难掩心中愧疚，第一句话就说：“我有罪，我有罪。”毛泽东爽朗地笑了笑说：“你有功，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还热情地邀请他参加民主联合政府。傅作义深受感动，他被毛泽东的宽厚胸怀彻底折服了，他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立功赎罪，真诚合作。建国后傅作义将军被任命为水利部长，在首届人民政府的34个部级机构中，15个部门的正职都由民主人士出任。

　　与傅作义同行的还有从上海经北平来西柏坡的民间和谈代表章士钊、颜惠庆、江庸、邵力子四老。笔者珍藏着一张66年前的《人民日报》，可当时报道这一重大事件的新闻标题却是《颜惠庆邵力子等四氏抵石家庄毛主席周恩来将军予以接见》 ，为什么要把双方会谈地点“西柏坡”故意写成“石家庄”呢？原来，当年处于战争环境下，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是极为保密的。而这批特殊的客人于2月22日由北平乘机，也的确是先降落在石家庄，再乘车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因此将会谈地点报道为石家庄，不会引起外界怀疑。

　　在回程的飞机上，章士钊十分感慨地对邵力子说：“我平生阅人颇多，见过不知多少世界上的大人物，我最佩服的还是毛泽东!”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从而最终在政治上打赢了一场比“三大战役”意义更为深远的“漂亮仗”。

　　当毛泽东从西柏坡进京时，160多名各党派领袖和著名民主人士齐聚西苑机场欢迎，再看败退台湾、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蒋介石，我们就不难真正明白“五一”口号所具有的强大攻势和统一战线“法宝”的巨大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