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西南财经大学召开“地方治理创新高端学术论坛”，来自国内外的6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地方治理创新的规律，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言献策。

　　让缺席者及时回归

　　刘建军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由单位体制向社区制和居民自治体制转变，这是一个“从单位向社会”的变迁过程。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的核心载体，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把以村委会、居委会为组织中心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定位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四项制度之一，强调“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但目前，居委会普遍被行政化甚至边缘化，处于尴尬的境地。而居民、业委会、群众团队、社会组织等，由社区自治的法定参与者变成了实际的缺席者。

　　在政府主导下，若仅把社区主体作为治理的客体，社区治理就会停留在政府动员和少数精英主动参与，大部分群众、群众团体及社会组织等自治主体被动参与的层面，难以实现自治主体对社区公共事务的自觉、自愿和深度参与。如果社区主体对社区的情感认同度较低，不愿意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社区治理就会成为一小部分人的事，大部分社区行动者在社区治理中缺席。

　　基层社区的治理意味着社区内部权力结构的重塑、社区治理主体的再生、社区治理过程的重建等多重含义。实现多个自治主体共同治理过程，必然会涉及到它们之间的协调和整合问题，所以明确各个主体的活动边界和其局限性就非常重要。

　　寻求最大的利益结合点

　　叶本乾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

　　现代国家的整合与基层治理权威具有多样性。传统国家的社会力量本来就很庞杂，家族、宗族和种族交织一起，宗教、文化和语言杂糅胶结。基层政权是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现代国家建构的大环境塑造了基层治理的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发展，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就越发需要和国家权力建构之间寻求最大的利益结合点。

　　从基层治理形态与经验比较来看，基层治理的自然人文可多态、规模大小可不一、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可多样、运行机制可相异。从基层治理的价值理念和实践取向来看，权力来源要具有合法性，权力配置要具有合理性，权力运行要形成法治化和具有透明性，担当意识要具有责任性和回应性，目的和归宿应具有效性。

　　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基层治理，既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多层次和多样性，又有国家对其进行规制和整合的一体化、现代性和公共性。实际上，基层治理与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既有现代国家构建中的一体多元化，也有纷繁复杂多元基层治理中的多元一体化，一体多元化和多元一体化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关系。只有推进形成两者间的良性互动，才能逐渐形成国家自上而下的科学现代化治理。

　　从行政社会到治理型社会转变

　　马珂 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国社会治理类型，经历了总体型社会、发展型社会和行政社会的演进。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理想目标：治理型社会。在治理型社会中，政府不再是可以任意支配一切资源、垄断一切权力的中心，政府只是多元主体中的一元，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形成平等协作和相互依赖的关系。

　　如何从当前行政社会转化到治理型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学术界认为存在两个路径。一是从社会的角度，探究社会主体在培育、构建治理型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二是从政府的角度，探究政府在培育和构建治理型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

　　其中，政府角色的转变是治理类型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对此，从行政社会到治理型社会，政府行为的应然层面包括：一、减少破坏平等协作、多元参与格局形成的行为；二、作为社会行动者之一，以平等、积极的姿态参与到社会治理协作体系之中；遵守平等协作之道，随时准备与其他参与者进行平等沟通；三、政府应该利用其权威和资源，主动搭建合作网络；制定社会治理中多元参与的规则，界定各方权责；建立沟通机制，促进充分沟通；保障和平衡各方利益，惩罚损害平等协作关系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