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是困扰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阻碍，也是社会稳定的现实威胁。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是在党的十八大，特别是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下实施的，如何运用法治理念与法治思维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提高扶贫工作绩效，是检验法治宁夏建设成果的试金石。

　　要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必须要有宪法意识和权利思维。贫困问题的产生原因非常复杂，早期人们将其单纯看成是一个道德问题，认为贫困就是一场“道德瘟疫”。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后，西方社会普遍认识到贫困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发展模式有密切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现象。因此，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宪法等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赋予公民诸如财产权、人身自由权。但是，长期以来，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不同程度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迁徙自由，导致社会流动性不足。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住房财产权是农民的主要资产，但这些财产权利要变成现实财富还有一定的困难。近期，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人民银行出台了“两权”抵押贷款的“暂行办法”，这向实现农民财产权迈出了重要一步。

　　要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必须要有立法推动思维，规则先行意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改革必须与法有据，要从政策推动向法律推动转变。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扶贫开发条例》可谓恰逢其时，为我区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反映了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依法推进扶贫工作。各地市县区也要规则先行，要做到整体扶贫工作有政策，具体扶贫工作有规范，落实扶贫工作有制度。

　　要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必须要有依法行政思维。贫困问题不是单一的阶段性问题，而是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中央和自治区对扶贫工作有具体的时间要求，但总体看，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根本之道。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释放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增强创新动力，依法行政是关键。要摒弃政府包办一切、包打天下的思维，把扶贫开发工作放到整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来考量，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社会的协同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如此，贫困人口脱贫才具有可持续性，扶贫开发工作的绩效才会显现。

　　要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必须要有司法公正意识和司法保障思维。在许多人看来，司法对于扶贫工作而言有些遥远，但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看，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公正的司法不但可以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是解决投资者“投资困境”的重要理据。投资者最为担心的就是投资的无效益或投资失败，导致投资失败的因素中，市场因素属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中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法治环境，特别是司法不公、贪污腐败等。所以，良好的司法环境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维护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权益，也是司法与扶贫工作相联系的重要方面。

　　要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必须要有法治社会建设意识。社会低诚信，不但破坏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导致交易成本大幅上升。就扶贫开发工作而言，失信导致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但增加了政府工作的成本(实际上等于减少了扶贫开发的支出)，而且，在人人争当“贫困户”的博弈中，亲情、友情都不同程度受到伤害，产生相对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徒增了社会不和谐因素。贫困是失信的伴生物，因为失信，导致银行不予放贷，财产权抵押也无法实现，对扶贫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诚信社会建设实际上是一项民生工程，各级政府要把诚信建设作为脱贫致富的基础性工作来抓。法治社会也是一个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社会，最近通过的《慈善法》为公民、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既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成果，也标志着法律参与扶贫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执笔人：李保平 宁夏社科院法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律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民族法学、法社会学和宁夏社会稳定问题。科研成果多次荣获省部级和国家级学会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