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是一个随着时代与社会环境变迁而不断演化的概念，在当代政治中有不同的变种。但无论哪种形态，其核心的且无法回避的问题都是人民与精英的关系问题。民粹主义将社会分裂为两个同质的对抗性群体——即“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其主张可粗略地概括为反精英、反建制和激进民族主义。

　　金融危机后的欧洲民粹主义风潮，最初发端于主流政治的边缘，并没有引起政界和学界的重视。2012年后，各类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异军突起，对欧洲主流政党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甚至撼动了部分国家的政局：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成为执政党深化了欧元区的货币危机；有种族主义“基因”的法国国民阵线改头换面后强势回归并迫使主流政党联手对其进行阻击；有排外脱欧倾向的英国独立党成为英国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第一大党；疑欧且反移民倾向突出的奥地利自由党在2016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力压主流政党的表现令人震惊。此外，短期内迅速崛起的西班牙“我们能”党，在2016年的议会选举中成绩斐然，稳居第三大党之位；近几年不断扩大选民基础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又在2016年地方选举中斩获罗马、都灵等重镇市长之职，大有将在2017年议会选举中突出主流政党合围之势。

　　当代欧洲民粹主义的主要类型

　　右翼民粹主义，是欧洲最为“显赫”的民粹主义力量，主要分布在西欧和北欧。新自由民粹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两个亚类型。新自由民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坚称个人的自由，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日渐被建制性力量所威胁。新自由民粹主义者的“人民”是辛勤工作的纳税人和受到政治与官僚“精英”压制的企业家。新自由民粹主义者的目标是改良，甚至颠覆（如果可能的话）大政府和国家的干预，同时保护“普通民众”，反抗所谓“腐败的精英”。民族民粹主义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此处民族主义指的是一种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欧洲右翼民族主义观念中，国家与民族是一体的，非本民族的元素（人和观念）都是对本民族同质性的威胁。民族民粹主义者，一般并不会持有完全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观，而是认为各民族虽平等但完全不同，外族无法融入迁入地社会，以至于会成为当地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统一性的威胁。具有代表性的政党有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英国独立党等。

　　左翼民粹主义意味着民粹主义与新左翼意识形态、激进民主社会主义的结合。左翼民粹主义党一方面谴责“第三条道路”的妥协与共享权力的战略抛弃了工人阶级；一方面，他们自身也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放弃革命路径，倡导改良。左翼民粹主义话语下的“人民”是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精英是国际和国内的金融经济寡头。左翼民粹主义更具包容性，但在西欧影响力相对不如右翼民粹主义，金融危机后在南欧的号召力呈现爆发式增长。具有代表性的欧洲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有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的“我们能”党等。

　　议题民粹主义金融危机后在意大利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它拒绝接受任何强意识形态，无明确的价值观，反建制，反政党，反代议制民主，追求直接民主。议题民粹主义者，随时会根据有利原则在右翼与左翼之间摇摆，并利用民粹主义言论来吸引各阶层选民，所以，很难把他们放在传统的左右翼政治光谱中去衡量。议题民粹主义的“人民”是没有加入任何政党，利益没有被任何政党代表的人。而他们的“敌人”，主要是指现存主流政党和“腐败”的政客。

　　欧洲的民粹主义力量都声称代表人民的利益，但“人民”的内涵却极为不同。也就是说，在欧洲民粹主义的核心地带，一直在进行话语构造。这种构造背后所反映的，正是欧洲意识形态的碎片化以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危机乱象。

　　当代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

　　金融危机后，左翼民粹主义在南欧的繁荣与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欧与北欧的强势回归，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这并非偶然现象。这是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之一匈牙利人卡尔·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的结果。所谓双向运动，指一方面是市场不断地扩张，另一方面是与之相反的，源自社会的、限制市场扩张的倾向。[①]如果当今欧洲高度发达的经济一体化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扩张结果，那么与其交织前行的福利国家建设，就是欧洲社会力量对自由市场力量扩张的反向限制。但是，目前欧洲国家的福利，都是基于成员资格的特权而非人人可得的自然权利，其覆盖范围是不可能任意无限扩大的。如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在全球的快速与强势扩张，已经深深威胁到了欧洲福利国家的财政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外流、经济转型导致的社会保障税收的减少；二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失业人口增多带来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压力。因此，民粹主义在福利欧洲表现更为突出的经济根源在于，自由市场给福利国家的财政基础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但是，民粹主义在欧洲不同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坚持狭隘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右翼民粹主义力量，更容易在西欧和北欧获得巨大影响力。因为，经济全球化和欧洲经济一体化无论是作为一种进程还是结果，都对欧洲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去边界化影响，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不断瓦解和重塑劳动阶层，给他们带来了生计的不稳定和竞争的压力。于是，身处资本主义经济中心位置且享有成熟福利体系保障的北欧和西欧劳动者，在面临生计风险时，总有一种内在倾向去借助非阶级的排他性界限，如国籍、民族、年龄、种族等，以作为他们要求保护避免陷入灾难漩涡的基础；从而将维护福利国家的边界与自身享有的福利特权作为对抗自由市场扩张与欧洲经济深度一体化的主要方式之一。前些日子结束的英国退欧公投，即为明证。此外，关注福利议题并持强硬疑欧立场的右翼民粹党——奥地利自由党，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的抢眼表现，也令人警醒。毋容置疑，英国的退欧公投结果以及奥地利自由党的强势兴起，与近几年愈演愈烈的欧洲难民危机不无直接关系。但这同时，也更为深刻地表明，相当大一部分西欧民众倾向于采取强化民族福利国家边界的方式，来应对威胁到其生计安全及福利特权的人员与资本的全球流动，即自由市场的全球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