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间，思想政治教育责任与使命日渐凸显，这已引起国人的注意和担心。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理论研究存在着严重的割据局面：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断裂，生命线位置与覆盖面的错位，甚至出现了不少思想政治教育的真空地带。因此，对上述问题进行归因性反思、批判、超越，找出一条消弭断裂的路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改革，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关 键 词：思想政治教育；断裂；超越

　　作者简介：卢岚，武汉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64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1]01-0114-04

　　一、断裂：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

　　社会转型期间，社会问题在现象上呈现为利益矛盾，而在深层次上则反映了价值认同的冲突与差异，使得人们在思想观念、价值认同上呈现碎片化的趋势，并带来了理想信念的失落、道德行为的失范，道德秩序陷入真空带。我们在盘点和重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谱系时，拥有的理论资源并不丰富，尚未洞悉变革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弱化的理论真意和实践逻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此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下不得不进行建设性的自我批评，寻觅改革的路径，以摆脱思想政治教育孤军作战的局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断裂

　　“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理论的人”[1]，而“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也就是说，理论意义从来都是以理论和实践两种形态出场，从而显示其作为“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之双重力量。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在于用其理论去影响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使人们形成与意识形态要求相一致的思想道德品质，并外化为个体的行动，达到理论武装群众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理论到元意义的探索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逻辑演进的本源。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应该是“单个的问题，而应该是‘问题际性’”[3]。事实上，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指导实践的冲动。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多大程度上能满足对实践的需要。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只能是废物。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多数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自圆其说，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现象。

　　第一，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上来看，实然的道德状况与应然的道德判断在实践维度上始终存在着两极对立，与实践断裂的现象。人类生活在客观世界中，同时又创造着价值世界。“寻求意义，并在任何具体形式中赋予其价值意义，是人类内心最深层的呼唤。”[4]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也是分层次的，它从关注人的生存到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目标分为崇高的道德理想，思想道德普遍原则，及基本的思想道德规范三个层次。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忽略其目标的层次性、多样性。在终极价值与现实价值两极间博弈的过程中并不是表现为一种复杂的交切与互渗，而是一极对另一极空间的相互单向侵占。

　　一方面，放大思想政治教育对崇高理想价值的追求，片面追求崇高，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意义凌驾了人的其他所有价值，乃至让人们在明知不具备道德能力的情况下还要“出于责任”去履行道德义务。用单一的目标，一元化，同质化，板结化的价值强加给受教育者，忽略了作为道德主体的受教育者自身的有限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培养出伪善的人格，人成为道德的工具，崇高也沦为一种道德乌托邦。致使道德理想就只能成为少数圣人的道德追求，与广大群众的道德要求无关。换言之，无论理论上对崇高的论证多么充分，在实践的“试金石”面前却呈现灰色。学校对崇高理想的灌输也抵不过社会“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践踏，更说服不了家庭教育对正当权利的要求。当然也就落空了人们对崇高道德理想的践行。

　　另一方面，降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退守道德底线。当崇高成为可望而不可即且与我无关的目标时，人们不免陷入退守底线的道德规范，从而不断降低对受教育者道德要求乃至同等于法律。特别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出现，人的价值的裂解。“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5]人们因为怀疑而逃避选择，造成精神上的空虚和迷茫，进而导致信仰危机和道德风险的出现。“正是这一系列风险给现代性以一种失控的毁灭力量的感觉，并使我们内心充满了本体的不安全感。”[6]焦虑、彷徨、迷失的心理积淀使人们在这个特定的由农业社会逐渐向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转型期感到无所适从。于是各种社会问题频现，各种矛盾叠加，观念冲突，情感撕扯，整个道德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人们将崇高拖回到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还原生活的真实意义：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本真面目和逃避选择，逃避责任，除了维持生命有机体外，其他都不进入人的思考之列(道德、价值规则)冷漠状态。而这种对物质欲望的追求使得人们仅仅热衷于自身权利的实现和利益的最大化，掩盖了召唤人的心灵的崇高道德理想。出现诚信失范，道德底线失守。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然目标置换应然目标，由此引致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共时性的结构改变。人们不再相信崇高理想一种对人而言至关中的东西，而只相信能给自己带来利益或快乐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在消解崇高的同时，道德基本的规定也被消解了。于是，将人生权利和利益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出现群体道德放逐，审美精神下移，人类道德底线不断地被挑战，道德底线一再被欲望增长所突破。尤其是当底线道德引入教育中作为对教育双方的要求时(诸如教师严禁强奸学生的规定)，有法律就足够了。我们又何必区分道德与法律？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换言之，当人的一生萎缩到只关注个人生活时，这不仅是道德的退化，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退化，是时代精神精华的丧失，导致国民发育不良。当一个国家群体性丧失了理想，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也好不到哪里。因为“自然欲望的正当性意味着人对自己身上的‘恶’性没有道德克制义务，因为它是自然的，所以是无辜的。恶性失去了道德的含义，反而成为人的自然权利。”[7]人们凭借着维护权利的目的，给一些非道德的行为披上了正当性的外衣，将人性中的恶昭示出来并作为正当的权力加以维护。然而，“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8]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丧失了其应然的选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来源于生活，是经过历史沉淀凝聚后的产物。生活不是为了教育，而教育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其本质上是成就人的，是提升人而不是束缚人、控制人的。它引导人们建构有利于人之生成和发展的好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本化、民主化、生活化引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道德底线要求也就更加正当化、合理化。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现实作为受教育者主体的权利等这些观念本身无可厚非，但从实际出发并不等于按道德底线行事，贴近生活不等于沉湎于灯红酒绿，自我放逐。而是让思想政治教育去触摸现实，直接回应尖锐的社会矛盾，满足人们日常心理诉求，拓展人们对于生活的理解与人性的认识。不仅满足当下的物质需求和欲望，而且意味着完善个体生命，思考生命意义，引领个体追求幸福生活。正如约翰·怀特所说，“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方面并不必然矛盾，人的本性中就包含着对这两个目的的最终调和。一个人的幸福(权利)完全可以在包括了他人幸福的道德高尚的生活中实现，这是一种扩展意义上的幸福，而它也是善的一种体现。权利诉求为个体提供了基本的物质、生命、自由等方面的保障。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必须考虑和重视的，但当一切社会问题都用经济来解决，就失去了道德教育对善的优先性的前提，这样人类就只能生活在‘霍布斯丛林’中。”[9]

　　第二，就内容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文化内涵的贫乏，使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需要错位。一是内容有窄化的趋势。“我们不得不承认，思想政治教育并未完全突破‘政治思想教育模式’，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政治话语、个体话语、教育者依然主要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来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而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问题以及人格独立性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就是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到‘无人’的境地，思想政治教育失语和无效是必然的。”[10]这种过度膨胀形成了一种以政权的外在权威监管思想政治教育的习惯，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关系紧张，遭到人们的普遍逆反。

　　二是内容有泛化的嫌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创立之日起，就“本着创造性和建构性的目标，通过打破学科营垒，实现内容的相互渗透、融通、整合与再生，展现其宽领域、跨学科、多维度的综合性特点。但其指导思想、基础理论、核心理念为自身的主体性奠定了基础，使它在学科构建的本源上具备学科主体性，思想独立性和理论原创性”[11]成为具有自身思想理论特色的独立学科。而现实中，却存在借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性的学科特点，无限放大或扩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功能，甚至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的现象。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时，我们往往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自然科学、实用科学一样，具有使用价值，似乎思想政治教育不变为生产力，就不能获得应有的地位。恨不得把思想政治教育变成一种可以随时兑现的支票以获得认同，致使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模糊，内容流于形式，被庸俗化。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精神生产也沦为一种粗方式的简单再生产。

　　第三、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队伍的断裂。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归根到底靠人才队伍建设。然而现实中无论是理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还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都存在断裂错位现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两张皮的现象仍然无法解决。理论研究与实践各干各的，难以融合在一起。再加上现实生活中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工作者很少受到正规的训练，他们的发展基本上是自己工作的反复总结，这些经验性成果恰恰又被思辨的理论研究者所不屑一顾。两个领域日复一日地继续着他们各自的工作。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失效的现实，他们相互埋怨、疏离并引致了双方对分裂现象的冷漠和习以为常。而且学术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者各自开辟了两个不同的领域，尽管这两个领域在一定意义上存在交集。但是，它们之间缺乏深层次的、系统性的联系。[12]

　　从空间领域和心理维度上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教育双方没能坦率而真实的活在当下，更没有把受教育者的生命成长当做教育者自身生命，注入情感，灌注人文精神，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概念、术语、推理与演绎中摆脱出来。当然也就无法让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焕发生命力，充盈活泼的生命感。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地位与辐射范围的断裂

　　第一，上层与基层(草根阶层)的断裂。当下，复杂的社会环境给了群众观察人生的多重视角，当社会风气由正步改为醉拳时，势必导致底层(草根)民众心理的崩溃。而作为生命线的思想政治教育恰恰在草根阶层缺乏时间上的渐进，空间领域的范围扩展，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在基层空场，上下断裂，甚至出现真空带。草根阶层“集体意识的衰落，无疑会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的凝聚力，在意识领域内各处闲散游荡。”[13]事实上，思想问题的最终解决依赖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只有现实中的实际问题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思想问题才能解决。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不公平，诚信危机、贪污腐败，以及普通群众在现实中遇到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还是从理论层面的意识形态多元化、理想信念动摇等问题都与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它直接涉及到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因此，拓宽思想政治教育覆盖面，增大其涵容量，上领下随、上行下效、互动互补，形成以上层为主体共同关心、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氛围，以消弭“上下断裂”的现状。这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第二，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在加强中被忽视，农村、农民、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真空带。党中央一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但可以说在思想政治教育这块儿阵地，农民是被遗忘的广阔天地。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不足1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0，3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14]整体上看，农民的文化素质还是比较低的。加强农民工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教育，是提升其综合素质，将农民工培养成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的关键。因为“提高生产的决定因素并非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素质的提高。关键在于人的素质，或者说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入。”[15]，而当前作为人力资源的重要一环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农村、农民、农民工这块儿既缺乏组织落实，也缺乏专职人员的落实，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真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