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随着台湾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及教育的改革，高校道德教育在学科整合、教学模式、价值取向三个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改革后的台湾高校道德教育在适应道德的渗透性原则、凸显高校的教学理念、建立健全人格等方面，对大陆的高校道德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 键 词：台湾；高校；道德教育

　　作者简介：林萍，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08）12－0101－04

　　在台湾，　“道德教育”这一概念，与“德育”同义。几部有代表性的《德育原理》对德育内涵的表述基本相同“德育即道德教育”[1](P1)，“从实施上说，德育是道德教育的简称”[2](P1)，“德育原理就是研究道德教育原理原则的一门学问”[3](P10)。因此，本文谈及的台湾高校道德教育，是指与智育、体育相对应的广义德育，它主要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品德教育；同时本文在探讨中，也主要是针对道德教育的课堂教学方面而展开的。

　　台湾当局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当政后非常重视学校道德教育，把它作为教育的基础，不断探索创建与本地区社会制度和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德教育体系。在高等学校道德教育发展的基本历程中，走过了一条从恢复到改革直至整合的曲折过程，取得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吸取和借鉴他们的经验，对我国高校道德教育的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台湾高校道德教育的历史沿革

　　从历史上看，台湾自隋以来，乃至到郑氏时代和清朝统治时期，随着大陆移民大量涌入台湾，大陆的政治、经济、伦理、教育制度以及价值、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逐渐传入台湾，积淀形成了丰厚的中华文化根基。但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造成不少台湾人中出现“被殖民心态”。所以，在台湾光复后，即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台后，一方面提倡、发展中华文化，推进各项文化教育事业，一方面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提倡新三民主义，强化民众的“国家意志”。90年代过后，台湾领导人一反过去强调“国家意识”的传统，转而强调培养“台湾主体意识”，学校德育又经历了一次新的转变。正是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台湾高校道德教育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光复”时期到1987年“解严”之前。在这40年间，台湾高校道德教育的正式渠道主要是通过共同必修科目来体现。虽然课程的名称、学分有所变化，但核心科目和要求却基本是确定的，这些共同科目主要包括三民主义、国父思想、中国近代史、国际组织与国际形势、国文、军训等等。与这个时期台湾社会及其高等教育变迁的历史进程相适应，高校德育的这些主导课程主要突出国民党党化教育，对青年学生大力进行“笃行”、“伦理”和“民族精神”教育，着意使学生必须“移孝作忠”，将对家的爱转移到对国家的忠诚上。可见，这一时期台湾高校道德教育的政治依附性是十分明显的。但是，这种泛政治化的道德教育仍就促使台湾高校道德教育的基本体系得以恢复和确立，对这一时期台湾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一定的作用。

　　第二阶段：从1987年废除戒严令到90年代中期。随着台湾1987年戒严令的废除，及“台湾主体意识”的意识日益高涨，教育界在反省台湾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同时，对高校德育的正式渠道及其形式亦有诸多质疑。其中既有较为深刻的理性批判（如从对大学生本质反思的角度，批评由于教育的过度工具化，使得教育的本体失落，因此呼唤回归教育本位，并以此立场来重新定位德育的课程），也有肤浅的简单否定，这是对过去强化德育的政治工具性的反向反弹[4](P167)。于是，改变大学工具性的角色，回归教育的本源，建立人的主体性的教育，使教育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大学改革的焦点。在这种理念下，德育课程与通识教育科目在观念上、内容上开始融合，即这个时期作为德育的共同必修课越来越与80年代初台湾教育部门规定的、必须选修的通识教育科目相融合，以前那种比较纯粹单一的政治道德课程被通识教育的13门课程所取代，包括在文学与艺术、历史与文化比较、社会与哲学分析、数学与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五大类中。德育的功能与导向包含在通识教育中，具有隐性的特点，与以往以政治道德为核心的显性必修课程教育形成鲜明的对比。高校德育的政治化取向明显减弱。

　　第三阶段：1996年以来至今。随着1994年修订的《“大学法”》的颁布，高等学校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特别是《“大学法”》取消了原来由台湾教育部门统一各大学专业必修科目的决定权，对德育共同必修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96年，共同必修科目的决定权亦下放给各大学，从此大学获得了较充分的课程自主权。这在某种意义上既打破了几十年来台湾高校德育正式渠道的绝对地位，完全改变以往统一科目、统一课时的模式；德育课程基本上与通识教育“相融合”，各大学开设的科目、所占的比例没有了一致的要求，突出了不同大学理念的个性；但同时亦使高校德育陷入了新的困境，没有了一致的要求和标准，最明显的是“德”要不要教、能不能教、教什么以及如何教成为必须重新考察的问题。

　　针对台湾高校道德教育缺失的现象，近年来台湾“教育部”出台了《教育改革行动方案》，指出“辅导各校重视通识教育以落实全人教育理念”，即“在通识课程基础上，加注全人教育的关怀”，旨在培养学生具备整合知识架构、正确价值观、积极人生态度和健全人格发展的“全人”。一时间全人教育理念逐渐为台湾许多高校所接受，并日益成为台湾教育发展的主流方向，开始了道德教育相关实践的探索。以中原大学为例，通过隐性的通识课程如劳动服务、演讲活动、音乐活动等，让学生亲身经历与体验，加深对行为准则的理解和认同，进而实现品德上的内化；推行融渗式的教育方法，将所教导的道德理念、规范融入主体课程之中，让学生在潜移默化、日积月累中，养成高尚的品德。

　　尽管如此，但自由主义、实利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影响还是使台湾高校道德教育面临全方位的挑战[4]。究竟如何评价高校道德教育的这种变化，也许现在为时过早。但从实践的层面看，目前台湾各高校德育课程的设置、德育方式与途径有很大的差别，可以说统一性已被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