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在明确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变迁中的制度创新主体和制度变迁推动者之间的逻辑区分和关联的基础上指出，把握好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的功能定位，激发制度创新主体的活力，推进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规律性的探索，设计一套有效的传导连接机制和遴选筛定机制，是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变迁的效率和质量的关键所在。

　　关 键 词：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主体；制度变迁推动者

　　作者简介：丁力，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一种历时的个体行为、组织行为，其发展规律在于，不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的工作形态不断积累着丰富的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在应对时代发展的要求以及相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发本质的过程中，各种作为单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施单位的人和组织的零散的、应时的、观念的工作实践，也渐进地甚至激进地进行着工作实践的制度化演进。对于这种演进的规律性认识，特别是把握好其中的“正演进”(制度创新)与“负演进”(制度僵滞)两者的诱发土壤和转化方法，有助于在由一系列子变革整合成的总变革的时代进程的要求中找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绩效的源泉和动力，进而为国家培育政治坚定、本领扎实的各类人才夯实基础。

　　一、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双重环境

　　1. 现实环境。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环境一方面与整个当代中国的各级各类教育身处的环境存在着同构的性质，另一方面也因其特殊性而面临着特殊的内外部环境。就前者来说，当世界进入21世纪，国际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国际政治环境复杂多变，呈现出许多新特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矛盾与斗争加剧，反全球化运动日益高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成为影响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1] 从本土的层面上看，国内政治经济处在一个大改革、大调整、大发展、大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并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建设；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也带来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多方面的变化，并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2]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特殊环境，是其特殊的工作目的、特殊的工作对象和特殊的工作方式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中的文化因素、风气因素、大众传媒因素等都会渗透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个过程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起到强化或弱化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会从中有选择地吸收相应的信息、动力、内容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补充。这种补充功能，或者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的补充，或者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用的补充，或者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式的补充，或者是对思想政治工作反馈调节的补充。[3] 例如，现代社会以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为载体的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大众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把大量信息，包括价值观念、理论观点、生活样式、文化类型展现在人们面前，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突破时空限制，提高其工作效率；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发展的商业化趋势，特别是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不可控性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极大的挑战。[4] 再如，随着高校后勤管理体制的改革，高校所处的社区环境(特别是学校周边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一方面，高校后勤管理体制的改革使高校与社区环境日益融合，高校社区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高校周边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众多的娱乐、服务场所，混乱的治安状况，大量的暂住人口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5]

　　2. 制度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制度环境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现实环境的回应形成的，也是在同先前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生的继承、变革和发展的制度博弈中形成的。现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制度环境，一般分为法律制度、民主制度和管理制度。[6] 首先，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很好地解决了认知问题，可一旦道德教育面对一个不道德的社会环境，道德认知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毁于一旦。因此，每个领域都必须建立起并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有序的社会环境。这样，社会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体思想品德形成的合力就有了一致的基础。其次，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具有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由于其确立的时间较短，又曾遭受过严重的挫折，因此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有很多的缺陷和不足。面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强大攻势，很多人开始怀疑并否认社会主义民主，这使思想政治教育陷入了艰难的境地。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不断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推进我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个健全的民主环境。最后，管理制度作为群体内部的“法规”，是法律规范在群体内的延伸和具体化。因此，管理制度除了具有法律的作用即引导和规范个体行为外，还具有自己特殊的作用即整合与激励作用。整合作用是通过明确的目标体系、规范的评估体系和严格的奖惩制度把分散的个性化力量凝聚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奖惩制度就起到了激励的作用。管理制度的这些职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群体中的职能基本是一致的。两者在对象上也达到了一致，即都是社会人，这些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平台。在群体中，管理制度的健全发展既可以奠定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基础，也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进行提供更大的人文支持。因此，我们要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使其对群体成员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发挥作用。

　　二、在现实环境中推进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质上就是贴近时代脉搏、反映现实发展的一面镜子，因此许多学者一方面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符合社会需要的目标和要求，“要自觉地围绕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思想政治工作”，[7] 侧重对历史环境和历史工作方式的分析；另一方面从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的调研入手，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问题，寻找对问题的有侧重与有针对性的解决途径。[8] 两种视角，前者偏于宏观，在制度理念的指导和制度历史的探究上可以提供一定的思想资源；后者偏重于实证研究，有利于研究者从个别的、特殊的现有制度中找出问题、寻求对策。

　　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制度本身来说，一般的制度研究往往停留在管理制度的层面，侧重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者和主导者通过制度的有效设计，以评估体系和奖惩制度为途径的制度行为的研究。马克思曾经说过：“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9] 尽管每种制度的设计、推动和实施，都是在一定历史语境和社会需求之下发生的，然而这种管理制度往往企图达到一种去历史的有效性和普适性。而在这样的非历史化的制度分析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直接而鲜活的对象的广大青年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的前沿的实践者的主观能动性，作为这种制度的把渊源不断而贴近时代脉搏的第一线实践转化为发展着的制度创新现实规定的蓝图设计者和创新主体的人却纷纷消失了，被一种静态的制度束缚住而淹没在一种所谓的普遍有效性之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本身要达致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被制度执行的手段所代替了。

　　美国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安排到底会选择哪一种形式，这取决于每一形式的成本与收益，以及受影响团体的相对市场和非市场力量。一般地，个人的安排不需要支付组成成本，也不需要支付强制成本，但收入的增长将只限于一个人，因而制度创新的外部收益不大；而自愿安排则是相互同意的个人之间所达成的合作性安排，参与其中的任何个人都可以合法地退出，因此它要支付组织成本，但没有强制成本；而政府安排则没有提供推出的选择权，因而它既要支付组织成本，又要支付强制成本，不过，由于它在作出决定时不需要有一致同意，只要符合相互认可的组织程序许可，它要支付的组织成本可能要低于自愿安排。[10]

　　工作在思想政治教育战线最前沿的一线工作者的有效实践如何体现在一种相对稳定的规范之中，制度实施者如何对这些工作者的丰富的实践加以提炼和选择并形成一整套长效工作机制，双方做到“各就其位、各司其职”，这样的进程只有在制度健康、合理地创新而非制度的一劳永逸的定型之中才能达到。

　　制度的设立旨在降低各类社会化行为的成本，同时在此基础上提高相关社会行为的效率。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制度创新则是要激发身处由一系列现存制度和潜在制度序列构成的制度环境中的活力，为现实环境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要求提供有效而可持续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的维度来考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制度创新，便可以发现，无论是广大的工作对象，还是制度设计的各个环节的推动者，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实的需要而非被现实的需要所束缚，为了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本身的育人目的而不是在其中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都值得人们将目光重新审视在现实环境中推进制度创新的途径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