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南方民族关系史上，壮汉民族关系举足轻重，对南部边疆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早已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然而，既有相关研究成果大多笼统论述汉族与壮族之间的关系，较少从更细分的单位展开研讨。袁丽红等新著《在互动中走向和谐：壮族与客家关系研究》（以下简称《在互动中走向和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关注的是汉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与壮族的族群关系，从多个层面展开深入、细致的研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呈现出如下四个特色：

　　选题新颖，拓展了南方民族关系研究的领域和路径

　　我国南方民族关系研究大多走的是区域路径或具体民族的路径。从区域角度切入的成果比较多，如黄成授等《广西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廖杨《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的多维透视：以广西为考察中心》等；从具体民族关系角度切入的研究也不少，如韦玖灵《壮汉民族融合论——历史上壮汉民族融合与同化现象研究》、顾有识《试论历史上的壮汉互为同化》、覃德清《多重的认同，共赢的汇融——壮汉族群互动模式及其对消解民族矛盾的启示》等。但较少有研究成果从民族支系的角度关注壮族与客家人之间的多样的、复杂的社会互动关系，特别是缺少对壮族、客家人关系的细致考察。从这一视角来说，《在互动中走向和谐》在选题上是新颖的，算得上是壮族与客家人关系研究领域的一部开拓之作。

　　与此同时，这种从支系族群关系出发的民族关系研究，也为更细致地了解我国南方的族群关系提供了新的路径。

　　内容全面，勾勒了壮族与客家人关系的多样化画面

　　族群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它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互动中走向和谐》一书，以壮族与客家人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人口迁移和族群交往的角度，对壮族与客家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语言等方面的互动情况进行总结分析，立体地展示了壮族与客家族群关系的画面。

　　从全书主要内容来看，作者不仅理清了客家人迁居壮族地区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分析了当前壮族与客家人的分布情况；不仅关注到壮族与客家人在近现代重大政治事件中的亲密合作，而且也对两者之间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互动情况予以充分关注。尤其难得的是，本书还吸收了语言学方面的学者参加，把语言从文化中分离出来，予以专门的个案研讨，多角度展示了壮族与客家语言实现互动的表现及其原因。

　　资料翔实，实现了文献和实地调查材料的较好结合

　　《在互动中走向和谐》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引证学术文献丰富，举凡和壮族与客家关系有关的成果，基本上都作了参考。在写作中，作者十分注意运用地方志、文史资料等地方文献资料。在各类文献资料中，作者对前人的调查资料尤为欣赏，多次引用《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

　　在引证已有文献的同时，作者还注意深入实地调查，调查点分布在贺州、柳江、武宣、上林、扶绥、龙州、钦州、贵港、来宾、宾阳、罗城等市县。所选取的调查点中，从人口数量来看，既有以壮族人口为主、客家人口较少的地区，也有以客家人口为主、壮族人口较少的地区，还有两者人口数量大致相当的地区；从交通和区位优势来分析，既有交通便利、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有交通不便、地处偏远的山区，还有沿海地区和边境地区。正如作者所言，“我们这样选取调查地点，以期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壮族与客家族群关系的情况”。　　

　　视野开阔，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和理论总结

　　从全书来看，作者视野比较开阔，不仅充分利用了历史学、民族学的理论和现有成果，还充分发挥了3位作者各自的学科专长，实现了跨学科的有效联合。因此，书中的某些观点和理论总结是较为新颖的，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在壮族与客家妇女的比较研究方面，本书作者作出了新的探索。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以前的壮学研究，还是客家研究，都很少涉及妇女研究的主题。本书作者在书中分析了壮族妇女与客家妇女的相同性和相异性，认为两者具有不缠足、吃苦耐劳、勇敢善战、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不高等共同特性，相异性突出表现为两者之间的婚恋自由度不同，客家妇女受到更多封建礼教的束缚，基本上没有婚姻自主权。

　　有关壮族与客家的语言互动的研究是本书值得关注的另外一个亮点。从民族学的领域来看，虽然不少学者从事壮语研究，但基本上从事的是语言本体的研究，较少从文化的视角关注壮族与客家语言的互动情况。本书算得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作者在书中提出，在不同的地域，因为不同的接触程度以及受不同的社会因素影响，壮族与客家之间会产生不同语言互动类型，形成语言的竞争、互补和同盟关系。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用“在互动中走向和谐”一句话总结了壮族与客家的关系：两者从最初的“相安无事”，到中期的“相斗相争”，再到后来的“和谐共处”，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样的概括性总结，是在充分了解并洞察壮族与客家关系方方面面的基础上得出的，对后继研究者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总的来看，《在互动中走向和谐》一书全面总结了壮族与客家关系的多样化表现，是壮族与客家关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南方民族关系研究的新收获，必将会对我国南方民族关系研究有所助益，并在壮学界和客家学界产生比较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