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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与新时代的中国民族事务治理:历史方位、理论方法与概念议题
2020年04月13日 09:22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周光俊 郭永园 字号
2020年04月13日 09:22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周光俊 郭永园
关键词: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反分裂

内容摘要:

关键词: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反分裂

作者简介: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民族事务治理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定位了民族问题研究的维度与视角,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理论方法与概念议题亦随之更新。概念议题的变迁是因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实际需要,这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概念所能解释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应该成为新的理论方法。以此,才能解释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工具选择与政策意蕴。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为概念议题是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主题与方向,其内在含义是以政党为核心的文化政治共同体,以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为基础、以发展为关键、以反分裂为底线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反分裂

  【作者简介】周光俊,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民族政治、比较政治研究;郭永园,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法社会学、民族政治研究。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分离运动的政治学——亚齐、魁北克、南苏丹和瑞士的比较分析”(19FZZY002);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族群冲突与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研究”(17AGJ001)。 

  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中国的民族事务治理也应该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有新的创新新的突破新的作为。那么,民族工作创新推进的背景是什么,何以能够创新推进呢,围绕什么样的概念议题创新推进呢,在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加强民族事务治理的针对性、准确性、有效性呢?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概念是如何推演的,框架是如何构建的,研究这一问题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这一概念更能适合中国民族发展的实际。归结为一点,即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中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概念是如何演化推进的,以及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何以可能的。

  一、民族问题进入新时代:维度与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族工作创新推进,民族工作进入了新时代,对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民族问题的认识要从理论、实践与历史三个维度和国内、国际两个视角去考察。

  (一)维度:理论、历史与实践

  1.理论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作为一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中产生的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的发展程度制约了民族关系的发展状况,因而民族问题有其固有的历史属性和社会属性,也就必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长期存在。当然,作为长期存在的历史性问题的民族问题是随着历史与实践发展而变化的,不同阶段的社会关系形态会使得民族问题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因而也就有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民族工作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背景使得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的历史定位和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规定了新时代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民族工作的重点任务等,提出了一系列民族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只有在这一历史方位中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才能做出民族工作的新贡献。

  2.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团结凝聚、共同奋进的历史。”历史上,统一与分裂是共同存在的,但统一的历史远远超过了分裂,迟至清朝,版图基本确定,中华民族成为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多民族共同体。这一民族共同体即使在面对国家四分五裂之时也没有裂变,而是在面对外来侵略时愈加团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曲折的探索中找到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有效地处理了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从根本上消除了民族压迫的根源,实现了民族平等。因而,新时代的民族问题要在民族工作成就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解决好诸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华民族认同等民族事务治理问题。

  3.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民族工作是创新性的,民族工作进入了新时代极大地提高了民族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基础上,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明确了新时代解决民族问题的大政方针、战略任务和政策保障,召开了史上第一次全国城市民族工作会议,下发了《关于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的意见》等,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进入新时代的民族问题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突出地表现在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五个并存”的特征上,即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进入新时代的民族工作仍然面临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水平低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团结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可以认为,新时代的民族问题的历史实践都是围绕着解决这五个并存的矛盾而展开的,五个并存的特征指明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确定了新时代民族问题的矛盾所在,提出了新时代民族政治的任务所在。

  (二)视角:国内与国外

  1.国内视角

  从国内的视角来看,中国民族工作本身所固有的问题虽然逐步得到解决,但国情决定的独特的治理难题仍然存在,现代国家民族治理依然要面对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重要性、国际性、复杂性、普遍性的特点。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就其制度而言,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一种基于少数民族聚居的特征而产生的区域与民族相结合的民族—地方自治制度。但同时,自治区域内部又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形成了所谓的大杂居的特征,因而中国的民族问题不仅仅是中央与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的问题,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自治主体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就其任务而言,新时代民族工作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民族团结、民族发展等任务仍然是艰巨的。

  2.国际视角

  当今世界,影响一国民族政治最重要的因素是分离主义。分离主义势力的崛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何解决“藏独”、新疆分裂势力等民族问题困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全面小康的实现。从世界范围来看,首先,分离主义势力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号,追求所谓“彻底的独立公投”,寻求同情与支持。虽然民族自决权并不能导致分离权,但并不妨碍他们以所谓的民主的旗号混淆视听。其次,分离主义越来越与宗教势力相勾结,这对于有着全族信教传统的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治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宗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少数民族全民信教的特征使得民族区域的治理变成了区域、民族与宗教的三位一体,特别是打着宗教感情牌的分离主义势力寻求国外帮助与扶持,更加使得分离主义变得扑朔迷离。再次,某些反华势力致力于通过资助分离主义势力去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打击中国的崛起,这使得新时代民族问题要更加重视民族工作的外部环境。

  二、理论方法:文化与政治的命运共同体

  理论方法的不同决定了民族政策及其工具的选择。民族国家与现代国家在意义指向、结构特征与治理模式方面存在着固有的限度,以政党为核心的文化与政治命运共同体概念综合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内涵特征、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传统、共产党为核心的组织与政治基础,是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方法论。

  (一)民族国家概念的限度

  民族国家与现代国家是绝对主义国家或帝国崩溃后的产物,是吉登斯所说的具有裂变性的传统国家裂变的产物,理论预设有一种先验性、目的论色彩。在一般的话语中,民族国家与现代国家是近似的、雷同的,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标志着近代国家的开端。作为一种整合式的建构方式,民族国家采取的手段是主体民族吸纳,弱小民族犹如“小型地方组织”,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主体民族的“给人以认同感的文化所取代”,共同进入现代政治的过程,“正是这种普遍化的状况,使民族主义规范化,并具有普遍性”。

  民族国家与现代国家的概念在民族事务治理与国家建设的意义指向、结构特征、治理模式等方面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在意义指向上,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强调民族与国家的结果导向,无论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接续出现还是同时出现,民族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发展方向都是整合式的、一体式的,强调民族国家化和国家民族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封闭的形态。然而,民族国家建设却产生了分离运动,这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副产品,使得现代国家、民族国家官僚式融合的失败,标准化、同质化、纯粹化的努力失败。在结构特征上,民族国家是民族与国家的联合体,是“政治的和领土的”与“历史的和文化的”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融合。这两种结构与原则的融合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普遍主义(平等主义的法律共同体)和特殊主义(历史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紧张与张力。在治理模式上,民主化与民族化是现代国家的双重特征,这一不均衡的特性使得不同阶段的任务存在着差异,民主化侧重于国家的自主意志和国家的能力,民族化侧重于国家的公共性质和国民对国家生活的参与与控制,这一差异的出现是基于民族与国家出现的先后顺序而产生的。因而,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的概念本身对于民族事务治理与国家建设的治理模式有着世易时移的具体要求。

  (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一种新的理论方法的可能性

  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方法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隐含的基本理论假设是,有别于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的线性特征,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是复合性的,这种复合性体现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分析进路要从视角、层次、内涵、议题等多个维度进行阐释。作为分析性概念框架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由视角、层次、内涵与议题四个互相衔接的层级构成,着眼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什么、建构意义、如何建构,它与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在意义指向、结构特征、治理模式方面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其内涵由哪些核心概念组成,围绕哪些议题展开的,等等。

  在方向性视角方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指向指涉的是共同体的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方向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以政党为核心的文化与政治的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建设,都不是一种机械性、模式化的建设,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新社会、新国家与新文明的创造”。在结构性视角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特征涵盖了共同体的关系与秩序,包括央地关系、内地边疆关系、各民族之间关系、民族区域与他国关系等。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关系不仅是权力关系,而且也涉及到利益关系,利益关系的差异化存在建构了维护关系的秩序;同时,民族边疆地区的特殊历史地理因素需要实行具有民族特色的差别化的治理方式,这就构成了民族政策的结构化的差异。统一的民族秩序的存在与结构化差异的民族政策需要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基础上进行。在运行视角方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模式致力于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这就需要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致力于拓展新时代发展的民族事务治理工具。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这就涉及到发展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首要任务。同时,中国的民族边疆问题的复杂性突出地体现在民族分离主义及其相关的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等困扰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问题。因而,新时代的民族事务治理要坚持以发展为核心,在发展中解决困扰民族事务治理的相关问题,同时,坚决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与暴力恐怖势力,为新时代的民族事务治理提供良好的环境。

作者简介

姓名:周光俊 郭永园 工作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山西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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