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人民日报》发表梁衡同志论文《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他不赞成某地人代会主任写6000字五言诗作为正式工作报告。

　　我赞同梁衡同志的看法，因为人代会是一级政权的立法机构，每年召开一次大会，要有政府工作报告，人大主任也要报告一年的工作，请代表审议，听取建议和批评。如果用诗代替严肃的政治报告，几乎是一种玩笑。梁文深入分析形式与内容对立统一的关系，政治活动不可玩弄形式。梁文的观点是正确的。虽然有人欣赏这种“诗报告”的风趣，却不可仿效推行。

　　我所不赞成的，是梁文列举说：古今政治人物，特别是治国安邦的君主或领袖，全部精力不可二用，治国与长于文艺只能顾一头，说“要两头都沾，于公，这是害国之象；于私，这是身败之征。只能放弃一头，才能保住一头。”梁文之意，要舞文弄墨，就要放弃政治权力，要政治权力，就得放弃舞文弄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否则就会成为亡国之君。梁文举宋徽宗、李后主和唐明皇为例，所以成为亡国之君，就是为政不作为，只顾舞文弄墨了。这个历史结论恐有偏颇武断。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亡国之君，多亡于政权腐败，个人酒色奢靡，不理朝政，奸党乱权，最终家破国亡。宋徽宗不是因花鸟绘画著称和独创瘦金体书法艺术，而使国家衰败。史载：徽宗在位期间，崇信蔡京、王璞和宦官童贯、杨戬等人，他们狼狈为奸，贪污横暴，滥增捐税，把朝政引向极端腐败之路。徽宗一意纵情享乐，兴建华阳宫等宫殿，集中奇花异石于首都供其观赏。南唐李煜（李后主）史载：善书画，知音律，能诗文，尤以词著称。前期作品大都描写宫廷生活，风格柔靡，后期则抒写对昔日生活的怀念。他成为亡国之君，也是政治腐败，是有名的昏君，怕强国吞并，一再忍让宋朝欺压，终于投降宋太祖，后被宋太宗毒死，42岁身亡国破，不是他能诗词而亡国。李煜的父亲李璟，也是有名的词人。他在位时南征北战，统辖地区30余州，广袤数千里。帝位传给写词的李后主，却亡国了。可见一位帝王，在文学领域造诣很深，与政治上腐败亡国，不是“顾两头”的因果关系。至于说到唐明皇李隆基，是有文学艺术天赋的，能书善画，但他也不是因长于“作曲编舞”而亡国。在位时有过治国辉煌，史称“开元盛世”。他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贤臣为相，整顿武周以来的敝政，多次淘汰冗官，吏治清明。执政后期，崇信奸佞李林甫、杨国忠等，政治日趋腐败，生活奢靡，昏迷女色，以“安史之乱”悲剧结束。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秦始封建帝国，直到清亡，2500余年，历朝历代，400多皇帝不断更替，“天下可以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之”（魏书），纵观之，都是以文人治国为主，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能文能诗，书法、绘画、音律，都是“十年寒窗苦”学来的基本功，治国安邦也是从先人成功与失败的经历中学来的。历代君主更是以先人为师的，从童年到成人，熟读四书五经，学习琴棋书画，宫商角徵羽，刀枪骑射，具备文治武功本领才能治国。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唐宋元明清，有作为的皇帝都是文韬武略的人，所以这五大朝代，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书画，以及历代的文学艺术创新繁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大名作、大名人不断辈出，从而使5000年的独一无二不曾断代的中国文化传统得以传承。康乾盛世的乾隆帝，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是位杰出的帝王，一生写了多少的诗词，写了多少的牌匾和楹联，难以录档。清朝275年并未亡在他“舞文弄墨”上，却亡在并不舞文弄墨，只顾政治（卖国）一头的溥仪手上。

　　说到当代，我党和国家的领袖们，大多起身书香门第，就是武出身，在马背上能文能诗能书能画者也不在少数，文学艺术造诣不逊专家内行。统帅千军万马的朱老总，开国元勋倡导以法治国的董老必武，都有诗集存世。毛主席的诗词、书法，革命气势磅礴，中外人士都有定评。仅以七律（1947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为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犹如发出向全国的进军令，激励士气万丈，当年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就是高喊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强渡万里长江，秋风扫落叶，800万敌手溃不成军，鲜艳的红旗从南京总统府一直飘扬到海南天涯海角。因此，也可以这样说，统治旧中国22年的腐败王朝，最后倒在这首诗上了。正是，“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历史是尺度之鉴，治国之道短长有论。一国之君也罢，一国领袖也好，治国皆用两手——文韬与武略，这也是对立统一的。治国天道酬勤与舞文弄墨张扬文化，“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非此一言可解。世无天之子，世无天之才，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国之兴亡非天意所左，亦非一人所右，皆在举定乾坤者，知民意，顺民心，用民智，得民力，其兴盛世必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