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东北亚（日、韩，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经济发展相对迅猛，而东南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经济却经历了先发展后衰落的过程，导致这种区别的原因何在？英国记者乔·史塔威尔在他的著作《亚洲大趋势：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中，通过对比分析，揭示出这些国家在土地、金融、产业保护三个领域政策的区别，以及由这些政策差别而导致国家发展的不同结果。对比两个地区的发展，作者认为，一边倒地盲从世界银行和西方国家指导的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遭遇困境，可以说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相反，批判吸收西方发展经验、坚持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东北亚国家反而取得了经济的长足发展。

　　笔者也由此破除了以前很多关于国家发展的认识误区，包括中国政府为何始终保持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为何不完全放开国内的金融市场，为何在土地问题上改革十分谨慎。具体来讲，书中有三个观点值得注意：第一，在国家和地区建设初期，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合理分配土地，以保证起点公平。第二，在国家和地区发展阶段，必须实行“幼稚产业保护”，以培育和保护本土产业。这种“保护”是以发展为目的，最终仍要撤掉。而且，产业必须是具备竞争力的制造业，而不是只为权贵利益服务的垄断行业。第三，在国家和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前，金融市场的控制是必须的，以保证为有利于国家和地区长远发展的制造业融资。其中，对韩国与马来西亚两国的重点分析，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韩国土地改革进行得比较彻底，保证了发展起点的公平，调动了国人的积极性。韩国在朴正熙任总统时期，经济实现了大发展，估计这也是朴槿惠在21世纪能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朴正熙的具体做法是：强迫国内的大资本家转向制造业；并控制国内金融市场，引导金融市场为本国制造业服务；实行“幼稚产业保护”，推动国家的汽车和电子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直到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际品牌。所有这些，奠定了韩国经济腾飞的基础。正是在这些政策引导下发展起来的雄厚经济实力以及政策的延续，让韩国顺利渡过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相反，马来西亚从开始土地改革就没做好，仍然保留了大地主的土地产权，以前的经济格局依然存在，经济发展未体现公正性，无法真正调动国人发展的积极性。此外，马来西亚放开私人金融市场，导致金融业成为“私人大佬”个人产业的服务工具，无法为国家意图推动发展的制造业提供有效的融资服务，制造业自然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关键的是，马来西亚政府的“大佬”都是靠和政客的亲密关系，拥有了某些特权，依靠垄断而家财万贯。在他们致富后，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强迫他们转向发展制造业。这种权贵经济，其背后的产业支撑很薄弱，受气候影响的种植业和落后的服务业，自然在发展后期遇到了很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