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正确理解推翻一个政权后会发生什么”,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日前首次为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道歉。对此,舆论褒贬不一,有人坚称这是其精心计算的“战术撤退”,也有人分析称此为“被迫之举”而非“良心的声音”,等等。

　　纵然嘴硬了12年之后突然松口会让人觉得诚意有限,但从善意的角度来看,有一个“迟来的道歉”,总比没有好。“依据错误的情报、错误的规划、错估的形势出兵攻打伊拉克,造成极端恐怖组织坐大”,这些话也确实说到了点儿上。公开坦陈自己的过失并道歉,布莱尔恐怕希望借此给世人传递政治人物负责任的感觉。面对英国的反思,当年同样参与战争的“盟友”是不是也都该扪心自问一下?

　　伊拉克局势发展到今天,西方一些人难辞其咎。美国作为“带头大哥”,以欺骗性的证据、“莫须有”的罪名,靠单边逻辑、空头许诺就把伊拉克强行拖入未知的深渊。持续七年多的战争,承诺的愿景没有到来,却留下了满目疮痍的废墟和隐患无穷的极端组织。近些年,“混乱”、“复杂”、“不确定”,成为伊拉克人对国家现状和前途最悲观的认识。这样的创伤,固然不是道歉所能抚平的,但始作俑者却连反思的姿态都没有,实在令人唏嘘。

　　客观的说,需要说对不起的何止布莱尔一人。冷战结束后,西方不少人依然固执地延续着零和思维,无论是“新干涉主义”,抑或是“新保守主义”,甚至被美化的“保护的责任”,无一不是其变种。在丛林法则和私利驱动下,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四面出击,把军事干涉、价值观推销当做一本万利的投资。从伊拉克到利比亚再到叙利亚,特殊的地缘利益和丰富的资源竟成为“原罪”,成为冒险家们眼中的筹码。不过,历史终究会有公正的判罚,正如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当下困扰西方国家的恐怖主义、难民危机不就是明证吗?对历史责任的反省和担当永远都不晚,一些国家和政客是该好好想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