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很多学者常用“地缘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工具去分析“一带一路”，但我更愿意将其视为“文化经济学”的典型案例。只有同时实现经济收益与文化收益，才是中国想要的、真正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一带一路”。换句话说，“一带一路”受欢迎，不仅因为它是一个给各方带来实惠的经济事件，更因为它能够成为一个引起共鸣的重大文化事件。

　　对中国以及国际社会而言，“一带一路”不是要我们去简单接受这四个字，而是去把握它的基本内涵，以及这一内涵是否适应了国际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就是“互联互通”，而这一内涵的确找到了国际社会的最大痛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五年、十年后，中国社会还需不需要互联互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还需不需要互联互通。

　　今天，中国西北有很多不联不通的地方，甚至沿海也有不少不联不通的地方，如中国西部投资不足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物流成本高，根源则是中国西部有太多的物理、心理封闭性，缺乏互联互通。所以要先找准痛点，才能打通痛点，整个过程需要打造“智慧共同体”。首先，“一带一路”是国人自我教育、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13亿中国人每一个个体开始尝试在思想、知识、心灵领域的互联互通。其次，中国开始真正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之中国。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习惯于国际社会主动了解我们，我们了解别人的意愿和能力始终不强，但今天，“一带一路”使中国人更加主动地去了解这个美丽星球。

　　“一带一路”的机遇在于，找准体验痛点就找到了商机的盈利点和机制的突破点。 丝路城市的成功与否不单纯看经济增长指数的高低，更重要的是看文化建设在社会发展、对外开放中的含金量。2014年底我去英国访问，从机场往爱丁堡走的时候，一位英国朋友指着一片城市建筑说，“这是我们的新城，是18世纪的。”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追问道：“新城是18世纪的，老城是什么时候的？”对方淡淡且自豪地回答：“老城是14世纪的。”这个时候我突然加深了对一句话的理解：不知是岁月成就了英伦，还是英伦成就了岁月。在这里，淡淡的一个“CLASSIC”（经典）就遮住了一切浮躁。对中国城市而言，“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崛起的良好契机，更是中华民族文明型崛起的自我鞭策：“一带一路”不会一蹴而就，需要精耕细作，只有耐得住性子、少折腾，才能造得出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