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古而不老、不懈追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文化，是一个变革的文化、富有弹性的文化，富有巨大张力的文化，或者说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不是一个保守的文化、僵化的文化、封闭的文化。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问题于是再一次被提了出来，“不变不通，绝不能久”，许多伟大文明的衰亡，提供了前车之鉴。在笔者看来，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与冶炼，使这一文化、这一思想的精华融入到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框架中去，从而使其对治国理政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就是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这一命题提出的初衷。

　　儒学在现代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不外乎这样两大基本路径，一是宗教化、信仰化，二是社会科学化。我认为，现代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依赖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传统人文理念。儒学的宗教化之路很难走得通，因为世俗化是全球的大势。“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古典时代早已经过去了，儒学必须经过社会科学的冶炼，融入现代社会科学体系，才能更好地为现代人所认识与接纳。

　　众所周知，欧洲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曾一再返回到它的古希腊源头去汲取智慧，尤其是14－16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更是为欧洲带来了科学与艺术，结束了欧洲的中古时期。但返回古希腊的文明源头，并非将古希腊原样复活，而是返回源头汲取活力，进行创造性转化，推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创立。 如今的西方社会，已没有人会继续抱着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去治国了。我们今天当然可以在将儒学社会科学化处理的过程中，返回源头，汲取儒学的生命活力，以促进中华文化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事实上，对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冶炼，已有不少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