缇萦上书救父，汉文帝感其孝心，废除肉刑。

　　明末清初，饱受家国之痛的黄宗羲对“君”的思考和批评，把“家”、“国”（天下）、公、私之间这种潜在的紧张、冲突乃至对立揭示得淋漓尽致。

　　春秋战国，古代礼乐文明崩坏，封建天下瓦解。继起的秦、汉国家，不但需要重建秩序，更需要重建统治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的构建，在实质的层面上，除了继承传统的天命、民德诸要素，更加入和突出了孝道和天下为公的意识。就此而言，对汉以后历代王朝来说，获取统治正当性意味着，超越一家一姓之私，而达于天下之公。如此，则“家”亦可具有至“公”的属性。

　　孝道：家国的道德—政治哲学

　　《说文·老部》释孝为“善事父母者”。孝的本意固如此，然而，孝作为一种伦理的观念，在古代中国人意识和生活中的根本性意义却远不止此。而要了解此一观念的重要性及其发展，仍需回到西周，回到孔子。

　　孝字不见于卜辞，但在金文及西周文献中就屡见不鲜，如谓“显孝于申”（《克鼎》）、“祖孝先王”（《宗周鍾》）、“於乎皇考，永世克孝”（《诗·闵予小子》）、“永言孝思，孝思维则”（《诗·下武》），等等，可见此观念若非周人所发明，也一定是他们所看重和尊崇的。事实上，在周人的宗教和伦理意识中，孝的观念极为重要，其重要性或不在“德”的观念之下。周人常以德、孝并举，“德以对天，孝以对祖”。先王以德配天，受天命而有天下。后来者承继祖先德业（孝），故能继续享有天命，保有天下。这便是孝的意义所在，这即是德与孝关系之所系。诚如学者所言，周人在宗教观念上的敬天，在伦理观念上延长而为敬德；在宗教观念上的尊祖，在伦理观念上延长而为宗孝，乃是“以祖为宗，以孝为本”。先祖克配上帝，是宗教的天人合一，敬德与孝思，则令“先天的”天人合一，延长为“后天的”天人合一（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92页）。通过实践孝行，先王德业被完满地继承下来，存续于后世。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孝不止是一种德行，甚至也不止是最重要的一种德行，而且还是诸德之德。

　　孝之为德，亦如西周之“德”的观念本身，主要为集体性的、贵族性的和向外的。同样，也是在孔子手中，它才被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内在价值的普遍性的伦理概念。《论语》中，“孝”字17见，都是在敬爱父母的意义上被使用的。换言之，孔子把孝改造成一个人人皆可以践行的具有自足性的基本德目，而其所以为基本，又是因为在儒家哲学中，它是对父母子女这一最重要的家庭关系的规范，是培养一切善德的起点，也是良好的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基础。孔门以孝悌为仁之本，更推孝于政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

　　孔子之后，孔门弟子将孝的观念进一步发挥，使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道德概念。曾子云：“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礼记·祭义》）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孝经》更就孝道观念作系统阐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孝经·三才》）以言修身，“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治》）。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及庶人，名位各不相同，行孝方式有异，然则一以孝道为本。以言政治，孝为德教之本。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孝经·孝治》）。盖因“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感应》）。故圣王以德教加于百姓，“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孝经·广至德》）。不从其教者，则加之以刑罚。“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孝经·五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