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经典带诗回家——珍视杜甫留下的精神资源

　　中国是诗的国度，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新诗创作经历繁荣之后，诗歌便走向了低谷，舆论甚至一度出现了“诗歌已死”的话语。在诗歌衰微的困境中，一直寻求出路的诗人群体陆续分化，写作意识也呈现出充分的多元化走向。当然，多元带来的可以是纷繁，譬如从曾经的“非非主义”“橡皮写作”到当下的“废话写作”，于坚、杨黎、伊沙、韩东等诸多诗人的坚守与探索让诗歌走过了艰难的冷清；多元带来的也可以是芜杂，“梨花体”“乌青体”“羊羔体”等口水诗歌曾引起多少唇枪舌剑，但喧嚣过后，当代诗歌在大众的心中却越趋沦为落定的尘埃。曾几何时，“在天空和大地，人们将最美的东西，叫做诗歌”，不承想，如今诗歌的存在却变得如此的尴尬。在这样一个瓦钵齐鸣的时代，诗的出路在哪儿？诗究竟要漂泊多久才能重新回归为人所悦纳的家园？

　　关于诗的出路。2014年，诗人兼画家陈忠村翻译编订的《克利谈艺录及克利诗歌选》首次出版，成为诗坛年度大事。新的西风激荡着中国诗坛，但这股风能否给中国诗坛带来突围的助力令人存疑。多年来，诗坛追随西方话语，先锋已去，遗留下来是当今诗坛的光怪陆离。诗人庞清明在《2012，中国诗坛又闹鬼》一文中曾以杜甫爆红网络为引痛陈当今诗界的堕落，叹息“让诗歌成为臧否历史、传承文化、维护汉语尊严、批判现实、引领未来的精神依托，成为时代的黄钟大吕”愿望的微茫。文末，庞清明呼吁诗人“自觉肩负起振兴中国当代诗歌的职责，写出开阔高迈同时内蕴幽微的富含现世情怀、批判精神与理想主义的作品”。庞清明的叹息与呼吁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杜甫，因为若说谁的诗能“成为时代的黄钟大吕”，作品被誉为“诗史”的杜甫自然当仁不让。那杜诗是否可以成为当下诗歌突围的一种指引？以超越主流、颠覆传统为己任的众多当代诗人恐怕马上会做出一票否决的反应，因为格律、忧国忧民的儒家精神这些杜诗中的闪光点在当下成为了束缚、传统的代名词。然而，杜甫及杜诗之于当代诗歌的开拓真的是无甚意义吗？这倒未必。

　　关于诗歌归家。2014年岁末，诗人于坚提到，20世纪以降，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与维新主流颠覆了传统中国的生活世界，“现在，年轻一代要回家了，……严峻的问题是：家在哪儿？如何在这片废墟上重建中国当代艺术？”既然当代诗歌的“家”在何处尚属未知，那不妨暂且回到当代新诗绽放的那些地方以启发灵感。“自古诗人例到蜀”，成都“这座城池是生长诗人与诗歌的沃土”（魏建林《游走于成都历史两侧的风景》），当今诗坛相当多的一部分的生力军皆源于这一方古老的“诗城”。成都诗歌景点星罗棋布，其中，秋风中的杜甫草堂，是诗都“金黄色沧桑而厚重的名片”（玄鱼《心质幽雅：蓉城诗都》），因此，但凡诗人多慕名而至。然而，身至未必心至。孙文波在《谒杜甫草堂得诗二十五句》中写道：“在这里，复活已经是疾病——/就像今天我步入草堂，看到游人如织，有人妄言/自己的伟大；那是对逝者惊扰——我不知道疼痛/将会以什么样的尖锐刺入记忆/的中心——或许，他们早已不要记忆/——一切敬畏都是假象，一切怀念都是形式。”最后一句可谓一针见血，杜甫草堂这座被誉为中国诗人秘密圣殿的建筑，如今收获的也许更多的只是纯粹的足迹，而非虔诚的膜拜。如果连这张“诗城”的名片也被阳奉阴违地对待，那还能希冀有什么能成为当代诗歌的根和牵挂？无所牵挂的诗怎么能打动人心使读者悦纳？无根的诗又何谈“回家”！

　　问题又回到了悬而未决的原点。诗的出路、诗的家在哪儿？如果当今诗坛的观念与思维依旧不变，也许诗会维持现状，一路摸索，一路漂泊。但是，就当下日趋小众化的诗歌而言，在彻底被读者群放弃之前，还剩多少时间可供诗人们去实验摸索？既然西方的“拿来”助力难测，那就从中国诗学传统中汲取力量；既然无根的诗回不了家，那就寻根！而寻根的起点，不妨从那座虽已翻新但中国诗的精神不灭的草堂开始，于是，又找到了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