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国家兴衰是许多学科旷日持久的学术好奇心所在，经济学家更是孜孜不倦地发展出各种理论框架。激励人们把古代中国这个经历了由盛至衰的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是以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命名的所谓“李约瑟之谜”。这个谜题寻求回答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近现代中国不再具有这样的领先地位。

　　“高水平均衡陷阱”既不足以完美地解答“李约瑟之谜”，在历史事实面前也难以自圆其说

　　在较长的时间里具有支配性影响地位的解释，来自于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在这种理论看来，只有大规模采用资本密集型或劳动节约型的技术，才能形成突破马尔萨斯陷阱所必需的技术变迁。其实，无论是从经济理论逻辑上推理，还是从历史事实观察，这个假说都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即使在中世纪历史上，欧洲固然经历过开垦土地边疆的时期，但是，更多的时期则是以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为特征。唯其如此，马尔萨斯均衡陷阱才成为最具有持续解释力的理论。

　　其次，经济研究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是由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所诱致发生的，因此，在劳动节约型技术变迁和土地节约型技术变迁之间，是没有优劣之分的。有经验研究证明，事实上，人口众多的国家可以因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获得更强的压力和动力，实现更快的技术进步和进一步的人口增长。

　　归根结底，高水平均衡也好，低水平均衡也好，都不过是马尔萨斯陷阱的特定表现，即任何可能提高粮食生产的机会，归根结底都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扰动因素，由此导致的人口增长，最终还会把生产力拉回到只能维持生存的均衡水平上来。

　　例如，根据麦迪森整理的数据，就1500年人均GDP而言，欧洲国家中最富裕的意大利比最贫困的芬兰高1.43倍，后来成为工业革命故乡的英国，则比芬兰高57.6%。而欧洲12个国家平均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幅度，1500年为33%，1600年为51.3%，1700年为72.2%，1820年为1.1倍。可见，“高水平均衡陷阱”既不足以完美地解答“李约瑟之谜”，在历史事实面前也难以自圆其说。

　　林毅夫的解释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即中国的落后在于没有进入到现代科技创新。然而，留待解释的是，何以中国会形成特有的科举制度

　　经济学家也尝试以更严谨的理论逻辑破解“李约瑟之谜”。例如，林毅夫认为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科技领先，在于众多人口产生的更多创新；而没有成功地转变到以大规模实验为基础的现代科技创新模式，则是随后中国的科技乃至经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而他把科技创新模式转化的不成功归结为不鼓励科技创新而仅仅复述和诠释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这个解释无疑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即中国的落后在于没有进入到现代科技创新。然而，留待解释的是，何以中国会形成特有的科举制度。

　　经济理论的用途在于解释力，核心是其逻辑上的一致性。因此，一种能够更好破解“李约瑟之谜”的理论，要求不仅能够解释历史，也能够解释与历史相连的现实，在理论逻辑上，则不能留有缺失的环节，换句话说，不能把一个命题转换为另一个命题，然后戛然而止。例如，在未能完美地回答为什么中国形成科举制的情况下，问题就不能算得到解答。此外，既然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保持其科技领先地位的“李约瑟之谜”是基于中西方的比较而提出的，所以，理论应该同时揭示与此相关的历史上中西方之间的实质性而不是似是而非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