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力量在于，它以现实的方式影响着现实生活，这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这门仍然稚嫩的学科需要持续不断的革新。对它的批评正在引发革新。

　　亚当·斯密因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而被誉为经济学之父。他的这本书得出了一些令人惊愕的、近乎不可思议的结论。其中之一是，在单个家庭或者企业层面上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带来的是能让社会整体利益实现最优的结果。换言之，看不见的手是仁慈之手，竞争为优，贪婪为善。

　　在斯密的肩膀上，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得以建立，它们构成了20世纪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在这些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构建了看上去很漂亮的最优化经济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这些模型被嵌入一个唯一的、静态的、有效的均衡状态中。它们包含了安排好的、理性的预期。由此得到的社会经济模型的动力学是典型的牛顿式的，类似于牛顿钟摆的阻尼运动（damped harmonic motion）。

　　毫不奇怪，用于推导和解开这些模型的数学技术也是直接源自理论物理学。为了向物理学靠拢，经济学家的方法论也明显采用演绎法。这就使得宏观经济学这个稚嫩的学科（或许它没有这种自我意识）可以建立在最优化的基础上，给人以严密、可靠的印象。微观基础模型不仅简洁、美观，而且更适合用于考虑了卢卡斯批判的政策分析。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这些基础看起来不再那么牢固。金融和其他部门盲目的竞争，并没有更加广泛地增进社会福利；过度的贪婪从来不是什么好事；看不见的手如果力量太大的话，可以证明是有害的、凶恶的，造成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全球收入和产出的最大损失。单个企业以及企业中的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让社会更加贫困。

　　危机也暴露了带有唯一静态均衡和理性预期的经济学模型的潜在不足。这些模型没有搞清楚各种极端的宏观经济事件，例如危机、衰退和萧条，这些事件对于社会来说至关重要。行为人的预期在情况不妙的时候完全不是理性的，反而是受到芸芸众生的恐惧或者无知的驱动。危机中经济的表现更像是仓库墙上下坠的稀泥，而不是牛顿的钟摆，它的运动是有机的而不是和谐的。

　　因此，是时候反思一下经济学的基本元素了。这种反思还是要回到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之前，斯密写了完全不同的一本书——出版于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斯密在书中强调的是合作，它截然不同于竞争，是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方式。这本书的核心概念是诸如互惠和公正之类，是价值观而不是价值。

　　经验研究明确了这些概念在考察社会经济系统决策时的重要性。人类相互关系中最简单的、可想象的博弈，源自公正和互惠，而不是自利。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双方当事人决定比如100英镑货币捐赠的分配，一方当事人主导捐赠的分配，另一方选择接受或是拒绝捐赠。显然，如果捐赠被拒绝，双方都一无所获。

　　于是，第一方当事人该如何做呢？自利的、理性预期的解决办法——斯密1776年的观点——是拿走最少的捐赠，比如1英镑。为什么？因为这样一来，第二方当事人拒绝捐赠的话，就是不理性的了。然而，实验结果反复表明，第二方当事人确实拒绝了。原因是这种分配违背了第二方当事人的公正感——换言之，即斯密1759年的观点。正因为如此，第一方当事人做出的那种最低可能性的、自利的选择是极其罕见的。通常情况下，这种分配更接近于分赃。

　　互惠和公正是核心。同样的情况，在其他社会相互作用的博弈中也大量存在。这些情况表明，我们是一个竞争的物种，但同时也是一个合作的物种。对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而言，这个结论再正常不过了；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完全颠覆了他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