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通过筑起高墙获得的，没有任何的墙可以使一少部分人免于整个社会失序失衡的危险，但也不可简单认为墙一经拆除就可以真正解决交通和人际间的交流问题。

　　2016年2月2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关于逐步打开封闭小区的内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墙”不仅是一种空间建筑形式，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

　　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墙分为两种：围合城市的城墙和围合家庭的院墙。修建城墙的目的主要用于军事和防御，而对于院墙来说，安全问题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通过院墙对于家庭空间的围合，将日常生活的仪礼、权威以及自然宇宙观念纳入到同一个封闭场域，形成秩序化的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伦理，进而完成社会层面的政治统治和治理。《论语》中“鲤趋而过庭”，描述的是孔子之子孔鲤疾步穿过厅堂的情景，父亲居于厅堂，可以洞察并统领家中发生的一切。在院墙围合的范围内，家族的父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根据《周礼》，古代城市通过“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的网格方式将城市空间分为若干街区，即里。“里坊”最初是由墙所围合的居住区，每个里只有一条中央大街通向两边的坊门，在管子的设计中，坊门亦有人把守，称为“闾有司”。在历史发展中，尽管坊间的户数不断发生变化，但这种居住方式却一直被沿用下来。在李白“万井惊画出，九衢如弦直”，白居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诗句中，都可以发现这种城市布局的结构。

　　依墙而建的“里坊制”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它将宏观政治权力的统治深入到微观家庭之中，与“保甲制”共同构成了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基本方式，起到了“弭盗贼、缉逃人、查赌博、诘奸究、均力役、息武断、睦乡里、课耕桑、寓旌别”的作用。历史地看，“里坊制”作为一种空间居住方式的理性设计方案，在实际效果上创造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空间，有效地对人口及其生活进行控制；在思想意识层面，强化了作为儒家道德准则基石的集体责任和共同义务，完成了许多政治权力无法完成的社会功能。

　　“里坊制”在空间设计上的要旨是“市坊两分”，即居民区和市场是分开的，坊墙不得随意开门开店。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战国时代开始出现有封闭结构的“市”区，市门早晚定时开闭。在“市”的中心设有“市楼”（又称“旗亭”），开市时于此升旗，表示买卖开始，亦是政府指派的官员观察、监视和管理市场的“办公地点”。在重农轻商的思想下，政府对市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市”在总体上是一个被墙围合的封闭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