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在贵阳召开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中山大学的何艳玲教授“火”了。何艳玲在此次年会上作了题为《大国之城、大城之伤》的报告，在报告中，她提出了三个观点：城市中国逻辑即转型中国逻辑；转型中国的增长主义塑造了城市中国的增长主义；城市新常态必须建构新治理。何艳玲的报告准确击中了城市规划业的痛点，“规划女神”的名号也因此在坊间流传。

　　“唯弱者得安宁，城市方得安宁”

　　何艳玲从国家治理和政府管理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城市发展及城市规划诸问题进行了全新诠释。她提出，乡愁何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有城伤。乡愁的本质是怀念熟悉的共同体，而城伤，是因为城市往往难以让我们抱团取暖、邻里守望。愁是情绪，伤却是我们在城市中实实在在面临的各种问题，包括生存的艰难、城市生活的孤独。

　　在何艳玲看来，我们必须采用一些新理念来促成新的城市治理，其关键是要做到两个“回归”：一是让城市回归社会，二是让治理回归权利。她呼吁建立基于个体体验和家庭友好的政策设计标准，呼吁面向弱者进行城市规划，走城市创新的群众路线。何艳玲认为，“后工业时代”的人们更注重教育、医疗、生态环境等生活福祉。一个城市能提供更好的生活，就能建构更好的发展竞争力。而对城市中弱者的关注，是因为从历史和实践逻辑来看，“唯弱者得安宁，城市方得安宁”。

　　何艳玲的本科专业是哲学，研究生就读行政学，博士则转向社会学。“三个学科在我的知识体系中都有明显痕迹。哲学积淀给予我相对严格的思维方式。行政学则启发了我的研究重点，即对政府和公共问题的关注。而社会学为我提供了更有效的研究方法。”但在不同学科之间，有一点是共通的，即优秀的学术作品只能来自“真实实践”。注重在田野中观察和倾听，通过严谨的逻辑思辨和学理推论，使现实生活和学术假设之间建立联系，使得何艳玲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扎根真实世界”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