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在20世纪80年代末取代传统公共行政成为西方公共行政学的主导话语。不过到了21世纪初，新公共管理的支配地位开始遭受持续而有力的冲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著名学者Patrick Dunleavy甚至高调宣布：“新公共管理已经死去。”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并未就新的主导话语达成一致。后新公共管理时代的初期阶段呈现出“话语割据”的局面，其中颇具影响的话语有登哈特夫妇的新公共服务、Perri 6的整体性治理、戈德史密斯等的网络化治理、Gerry Stoker的公共价值管理、Stephen Osborne的新公共治理等。

　　经过十余年的争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公共价值治理（public value governance）是整合“话语割据”，并取新公共管理而代之的最具潜力的话语体系，因为它一方面直接挑战了政府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一方面顺应了从“统治”理念到“治理”理念转型的时代潮流。2007年以来，公共价值治理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一大批学者旗帜鲜明地将其视为公共行政学的“下一件大事”。在劳动基金会（The Work Foundation）的支持下，公共价值联盟（Public Values Consortium）于2008年正式成立，至今召开过3次大规模的国际研讨会。顶级专业期刊《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在2014年第4期用了整一期的版面（7篇论文和6篇短评）来“探索公共价值的价值”。

　　两种研究路径

　　学者们普遍认为，公共价值治理具有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第一种归功于Mark Moore的杰出贡献。1995年，Mark Moore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该书从政府战略管理者的角度提供了一种可以同时超越官僚范式（传统公共行政）和竞争范式（新公共管理）的思维方式。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流行的20世纪末，政府的作用被大大贬低，公共管理者倾向于延续传统，而非寻求创新。换言之，那时的公共管理者即使发现了创造价值的机会，也总是将之留给私人企业家。不满于这一现状，Mark Moore从公共价值的角度重新定义了政府和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政府应该成为一个能够创造价值的机构，而“公共部门管理者的任务是创造公共价值”，就像企业管理者的目标是最大化股东利益一样。对Moore而言，“公共部门管理的成功等同于运用各种可以增进公共价值的方式发起和重塑公共部门的事业心”，公共管理者应当仿照企业管理者的思维，运用具有创业精神的管理想象力来追求公共价值。

　　那么，公共管理者应该如何进行思考和行动才能创造公共价值呢？为了解决该问题，Moore提出了著名的“战略三角”，提出公共管理者在采取某项政府行动之前必须围绕公共价值思考三个复杂的因素。一是“战略目标”因素，旨在解决如何定义公共价值的问题，需要确保行动符合组织的价值、使命和目标；二是“授权环境”因素，旨在解决如何合法化公共价值的问题，需要确保行动获得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充分支持；三是“运作能力”因素，旨在解决如何生产公共价值的问题，需要确保行动得到足够的财政、人力、技术等资源投入。Moore强调，公共管理者处于战略三角的中间地带，向上须对政治结构负责，向下须对运行程序负责，向外须对公民需求负责，只有协调好这三种角色和功能，才能创造出既具有行政可行性，又能获得公众和政府支持的公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