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文件，规划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分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大学等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把“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必须厘清什么是国学，因为“国学”是“国学教育”的前提性概念。

　　“国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发端于20世纪初，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国学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06年，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这一“国学”概念，不仅内容广泛，而且特别突出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胡适也大体持此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 ‘国学’”。这种说法涵盖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文学、艺术，甚至技艺技术等方面，也就是中国文化史。章太炎以“经、史、子、集”四部体系来构建国学体系，突显了中华传统学术的主要内容。

　　2008年3月，季羡林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讲：“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冯其庸也赞同此说法，两位先生的“大国学”观特别突出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在国学中的地位，把藏学、满学、蒙学、敦煌学、西夏学等纳入国学研究视野。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教授曾在《国魂之学与学科之学》中对国学做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国学就是国魂之学，是大国学。其国学之“大”不仅体现在拓展了国学的研究领域，涵盖了包括各少数民族各边疆地域的文化，综合了文史哲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也是价值之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载体和归宿。而狭义的国学则是学科之学，是对文、史、哲学科体制的补充和完善，又可称为“中国古典学”。这一定义既符合我国几千年来独特的学术传统、学术范式，又能面向国际，解决了“国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合法性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知识共享、建构国际视野的学术理性。

　　笔者认为，在对“国学”概念的理解上应该实现四个方面的超越。

　　第一，超越“先进与落后”二元对立思维。

　　“国学”关系着信仰与价值的确立，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但受“历史进化论”的影响，有些人一谈到国学，就贴上“封建”、“专制”的落后标签，而用西方的民主、科学等现代价值观念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民主、科学因素，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特别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恰恰对专制权力进行了严厉批判，使民本思想成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一种学说。孔子主张施行“德政”、“仁政”，强调“民为邦本”，提出“省刑罚”、“薄税敛”、“使民以时”、“博施济众”等政策。孟子对君权膨胀、兵火交加的时代的批评更是尖锐。儒家的这些思想是有民主意义的，是“先进”的。我们在对国学、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上一定要用超越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思维，让“国学”与“西学”以及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吸取各种文化的长处而克服其短处，由此促进新文化、新思想的产生，推动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