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运动指的是五四时期因顾颉刚提出怀疑和打破旧的古史系统而引发的一场关于古书、古史、神话、传说的学术大讨论。1923年，顾颉刚给友人钱玄同写了一封论史书信。在这封《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畅谈古史辨伪的思考与计划，大胆地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这三点可以说是“古史辨”的总纲。顾颉刚以“层累”的眼光考察古史系统，推翻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历史“常识”谱系和神圣的偶像。此论一出，立刻在当时引起轰动。

　　交锋旗鼓相当

　　1923年5月25日，钱玄同回信顾颉刚，称赞“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精当绝伦”，读后“惟有欢喜赞叹”。为了表明观点和决心，钱玄同甚至更名为“疑古玄同”。“古史辨”派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为中坚，以顾氏同道及其弟子为生力军，其学说凛然犀利，笔力千钧，披靡一时。不过，其时史学界既有对疑古保持高度警惕者，也不乏公开挑战之人。

　　先是，比顾颉刚还年轻六岁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刘掞藜作长文《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批驳顾颉刚关于大禹原型、大禹形象变迁等问题的分析充满了“推想”和“武断”。这标志着“古史辨”之辩的开端。紧接着，胡堇人也驳诘顾颉刚对大禹的研究证据不足，所谓大禹是虫的观点绝不可信，而古人将大禹视为天神的说法更是附会周纳。至于顾颉刚提出的禹和夏并无关系的观点，则被胡堇人言辞激烈地斥为“拘执的论调”。

　　上述批评在具体研究上自有一定道理，顾颉刚在随后所作的《答刘、胡两先生书》中，也坦言自己存在疏漏，但他仍坚信“层累说”，并进一步提出关于疑古辨伪的四项原则：打破古史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此时，钱玄同也写了一篇《研究国学首先应该知道的事》，声援顾颉刚。他的文章可以概括为三句话：需继承前人的辨伪成绩，要敢于疑古，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钱玄同还批评刘掞藜、胡堇人的文章颇有“信经”的色彩。1923年下半年，顾颉刚再作长文《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心议题是关于禹的天神性、禹和夏的关系、尧舜禹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文王是纣臣吗等，继续为自己的学说进行辩护。同时，刘掞藜也作《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与他商榷，认为顾颉刚的翻案文章“影响人心”，故要一吐为快。

　　“古史辨”之“辨”乃“辨伪”，但它引起许多不同的意见，于是有了“辩论”。从“辨”到“辩”虽仅一字之变，却强化了“古史辨”的争鸣性质，也扩大了“古史辨”的影响范围。

　　论战渐入佳境

　　1924年，这场古史论战不但没有中止，反而渐入佳境。在此后十余年中，胡适、柳诒徵、容庚、李玄伯、傅斯年、张荫麟、魏建功、缪凤林、周予同、陆懋德、钱穆、李镜池、罗根泽、刘节、郭沫若、范文澜、冯友兰、吕思勉、杨宽等学者纷纷在“古史辨”中发表意见。其中有人明确支持顾颉刚，如魏建功、容庚等；也有人激烈反对顾颉刚，比如刘掞藜的老师、“学衡派”领袖柳诒徵。张荫麟对顾颉刚过度使用默证法的批评，也是比较有力的攻击。在挑战与回应中，双方的态势可谓旗鼓相当。他们的论辩文字多收录于1926—1941年陆续出版的七册《古史辨》中。

　　“古史辨”的提出者和反诘者最初主要是一群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醉心学术、充满理想，不论身份、只求真理。“古史辨”代表着不迷信古代的权威，也不屈从当代的偶像。顾颉刚若迷信权威，他的成就不会超过清代的崔述。刘掞藜若屈从偶像，就不敢对胡适、顾颉刚提出反对意见。在这场古史论辨中，双方坦坦荡荡，所表现出的学者雅量和学术公器之心令人神往。1935年，顾颉刚得知刘掞藜英年早逝后，特意在《禹贡》上刊登刘掞藜的遗作《晋惠帝时代汉族之大流徙》，并在文章前面写了一段文字：“我们二人，大家知道是辨论古史的论敌，但天下惟有对于有人格的敌人才有真实的钦慕。”顾颉刚与刘掞藜之间互相辩难又彼此钦佩，堪称民国史学批评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