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仅凭书名，就令人费解与惊奇的书，劳伦·埃尔金（Lauren Elkin）的《漫游女子》（Flaneuse），却是其中之一。

　　“Flaneuse”，法语“漫游者”（flaneur）的阴性形式，被定义为“城市中的女性漫游者”。虽然完美地依循着构词法，这却是一个臆想中的语汇，绝大部分的词典中，都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只有1905年的一个版本中，收纳了这一变体，另一本字典，则将它定义为“一种躺椅”。然而，对它是否存在的争议，却从1840年代起，时至今日依旧不歇。

　　当然，这场争议的焦点，绝不可能只是语言学上的意涵，而若想理解它的深意，就不得不回溯到“漫游者”这一本词上来。漫游者，释义为“无目的的游荡之人”，最初是19世纪法兰西的一种文学典型。它们是巴尔扎克式或波德莱尔式的叛逆者，巴黎街道上必不可少的组成，附带着一长串的脚注：有闲者，漫步者，城市探索者，街道鉴赏家……而20世纪的本雅明，则赋予这个意象以全新的学术内涵：穷困潦倒却洞察世事，不归属任何人群，独立于体制以外的“人群中的人”，是城市生活的象征、现代经验的典型；本雅明以后，“漫游者”也成了一个象征学者、艺术家与作家的专属词汇。

　　不过，这形形色色的“漫游者”，以及它们21世纪的继承者——以诗性语汇描摹城市的地理心理学家（psychogeographer）其自定义都无疑是男性的。甚至时至今日，在许多评论家或学者眼中，这仍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定见。威尔·塞尔夫（Will Self）就将“地理心理学家”定义为“身著戈尔特斯材质冲锋衣的中年男人组成的兄弟会”，而格里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则写道：“女性的漫游者，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漫游”行为的精髓，在于游离于外，在于被视若无物的自由状态。而这种自由，却是与女性无缘的。埃尔金提醒我们，在19世纪，徜徉于街头的女性，往往被假定为站街揽客的风尘女郎，成为恶语中伤或是瞩目意淫的对象。就像波德莱尔那篇《给一位过路的女子》，街头与之交错而过的女子，是一瞥之间的巴黎风物，是被观察者而非观察者本身。这种偏颇造成的地理心理学，就注定了街景的观察切入点只能是属于男性的。然而，自有城市生活以来，女性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为数众多的女性，书写着她们的城市，记载着她们的生活，讲述着她们的故事。她们留下过照片，拍摄过电影，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和塑造过城市本身。”女性与城市之间的互动，从未停歇，她们在城市中的步履，从未停留。

　　在劳伦·埃尔金看来，“我们必须理解，漫游对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既不是将女性存在的事实抹去，也不是将其生生纳入一种男性化的概念，而是重新定义这个意涵本身”。而这本著作，就是这种意涵扩充与重建的尝试。“我们无法重建流动的城市历史，但是，徜徉于其中的愉悦，对男人与女人，并无差别。认为女性版本的‘漫游者’不存在，是限制了女性与城市的互动方式。”漫游也绝非男性专属的消遣，从19世纪始，就存在着与男人一样，能够徜徉于街垒的女性。

　　与男性漫游者的漫无目的不同，漫游的女性代表着一种禁忌：漫游之于她们，是叛逆，是挑战，是一种以足印书写的抗争，宣称自己在城市自由行走的权利。这种抗争有两种模式：要么，在众目睽睽之下享受或者忍受性意涵的瞩目，比如简·里斯或是杜娜·巴恩斯；要么，可以享受被无视的自由，如同乔治·桑，独自漫步于巴黎的她，穿着借来的“铁块般笨拙的靴子”和“沉重的灰色外套”，穿梭于城市的街头巷尾，“没人认识我，没人注视我，没人指摘我，我是浩瀚人海中迷失的一芥”。为了成为“漫游者”而隐藏自己的性别，究竟该算是惊世骇俗，还是情非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