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生态环境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述中并不占有特别突出的位置。因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更大程度上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尤其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政治意义日渐突出的事实，逐渐阐发形成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对生态环境难题或挑战的哲学政治分析。它的基本特点是，哲学取向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取向上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选择，并因此构成了其他“绿色左翼”环境政治社会理论流派的基础。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大致是按照如下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生态学观点的挖掘、整理与重释，从而对现代生态环境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意义上的批判性分析；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方法对现代生态环境问题做出一种时代化的理论阐释，其中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某些论点的补充与修正。

　　从动态演进或发生学的视角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孕育与创建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催生婆”的角色。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是指恩格斯逝世后在西欧国家中产生的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体系的一种理论反思与重新阐释，而这又可以分为乔治·卢卡奇、安东尼奥·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20世纪30年代后兴起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结果是，从最初的旨在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论述的新理解，逐渐转向阐发一种系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此基础上，与马尔库塞有着师承关系的威廉·莱斯，定居加拿大以后进一步构建提出了自己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先后出版的《自然的控制》（1972）和《满足的极限》（1976），则是他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作。随后，当时任职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本·阿格尔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将莱斯的两部著作盛赞为对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最清楚、最系统表述”，从而宣布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支派和环境政治社会理论新流派的诞生。当然，从一种更广的视野来看，对生态马克思主义创建作出了开拓性贡献的学者，至少还有法国学者安德列·高兹。总之，马尔库塞、莱斯和高兹等在把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哲学文化批判逆转成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的同时，把古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扩展成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生态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