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通过重新诠释和确立天国与俗世、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梵二会议”给天主教内部注入新的希望和活力，使其紧跟时代变迁的步伐，树立起勇于改变、开放的教会新形象。

　　“梵二会议”（全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于1962年10月11日正式召开。在历经3年、前后两任教宗的10次会议中公布了反映其革新精神和内容的16篇文献。对天主教会的发展来说，此次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通过重新诠释和确立天国与俗世、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梵二会议”给天主教内部注入新的希望和活力，使其紧跟时代变迁的步伐，树立起勇于改变、开放的教会新形象。 　　

　　“梵二会议”的时代背景与教会新定位 　　

　　“梵二会议”考虑的是，罗马天主教会如何在当今纷繁复杂的现代世界自我定位与调整的问题。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若望二十三世之前的多位教宗，延续、维护特兰托大公会议传统，批评现代思潮和世俗社会体制。他们站在保守的立场上，以悲观主义的态度看待其所处的时代，并将现代社会斥为“洪水猛兽”。其结果只会造成教会的自我孤立，恰如法国神学家贡加所说，19世纪末的天主教“对现实世界已提供不了什么希望”。正是基于这一时代境遇的思考，若望二十三世用“打开窗户”的说法来比喻“梵二会议”的召开，倡导要“让新鲜的空气吹进我们的教会”。由此，“梵二会议”对天主教会做出了新的定位，即从多角度阐释了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地位，以及人在现实世界中面临的种种困境。例如，《教会教义宪章》将天主教会定位为“人间的教会”和“富有天上神恩的教会”，认为两者是复合的，“包括着人为的与神为的成分”。这种具有人文关怀的新定位，消解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教会—天国—俗世的对立关系，也消弭了之前存有的教会和现代世界的矛盾。　　

　　“梵二会议”对天主教会的革新 　　

　　“梵二会议”使天主教会以一个现代化宗教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首先，“梵二会议”产生了诸多不同于以往的关于教会的理解。比如，“梵二会议”后的教会更加强调其自身是为全人类工作的服务性团体，淡化了之前内部森严的组织性；“梵二会议”后的教会认为平信徒、修会成员、圣职人员都可蒙召参与基督的使命，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强调平信徒和神职人员之间的不对等地位；“梵二会议”后的教会确认自身的使命包括为人类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需要服务，以及宣讲圣言和举行圣事，修正了之前教会将福传置于优先地位的主张；“梵二会议”后，地方教会及主教被赋予更多的尊重和更大的自主权，而之前则习惯于将教会理解为以梵蒂冈为中心、以教宗为最高权威的教会。而对信众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教会崇拜礼仪方面的改革。“梵二会议”后，世界各地的教会放弃了之前呆板的拉丁礼仪，采用本地语言，并尽可能保存甚至采纳富有各民族特色的风俗，这就让更广泛的教友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参与到礼仪活动中。　　

　　其次，“梵二会议”强调尊重和对话，改变了罗马天主教会“唯我独尊”的专制立场，宽容其他宗教信仰。“梵二会议”通过的《信仰自由宣言》，承认其他各宗教的权利，尊重其他各宗教的信仰含义，这折射出天主教及其神学家一种现代的态度，即天主教只是世界上宗教的一种，“既没有真理的专利，也没有救赎的专利权”。与此同时，会议通过的《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修正了“教会之外无救恩”的传统观点，表达了天主教对于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非基督宗教的理解，认为天主教徒应当尊重这些宗教，尤其是对犹太教予以特别关注，摒弃了历史上的一些反犹决定。会议甚至提出，不分信仰、种族、国籍，要同全人类包括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开展对话。正是上述这些革新，确立了天主教会与其他宗教乃至全人类展开对话交流的基础。　　

　　最后，“梵二会议”让天主教会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全面介入现代世界。此次会议为教会关怀世俗事务提供了理论依据。会议通过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明确指出：“大公会议有意向人人致辞，目的在于阐述人的奥迹，并提供合作，来寻求解决现代特殊问题的方案。”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率先垂范，开始登上国际活动的舞台。在1962年10月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曾向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发去电报，希望美苏双方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继任的保禄六世还成为第一位登上联合国讲坛的教宗。教廷的这些活动，不仅改变了以往教宗只供仰视的形象，而且增强了梵蒂冈乃至整个天主教会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时至今日，每当国际社会出现一些重大公共议题时，人们总是能够听到教宗发出的声音。　　

　　“梵二会议”不是变革的终点而是起点 　　

　　“梵二会议”不是变革的终点，更像是一个起点。“梵二会议”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它所面对的“现代世界”更多是指涉欧洲和北美，会议议程也多以之为中心，而忽略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问题。会议结束后，西方天主教会内部对会议的评价也趋于多元化，甚而出现一股新保守主义的思潮，不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主张运用某种教会权威来解决问题，由此造成“‘多样化’的空间逐渐缩小，而‘一律式’的天地日渐扩展”。究其实质，是“梵二会议”之后，西方天主教会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引发了教会强烈的危机意识。因此，对“梵二会议”的价值需要重新加以审视与估量，“梵二会议”与天主教的现代变革始终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历史命题。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