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冯梦龙在通俗文学领域多有建树，他编辑整理的民歌、笑话、通俗读物和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等，对于世俗心态与文坛流变，均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冯梦龙以其过人的才华、领先于时代的胆识，致力于通俗文学的整理创作，为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围绕小说的文人、民间两个传统的衔接这一命题，揭示冯梦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与杰出成就。

关 键 词：小说传统  三言  文言小说  白话小说  高雅与通俗 

作者简介：孙丽华，女，河北承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谈到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对于白话短篇小说发展所做的贡献，学界已经拥有共识，并公认那是一份多方面、高水准的成就。如果用最扼要的语言加以概括，那就是：经过像冯梦龙这样的杰出文人之手，衔接了文人小说与民间说话这两大文学资源。

中国小说史上存在市井说话与文言小说两个不同体系，而且，这两种体系，其渊源都相当久远，远古的传说自然产生得最早，但随着文字出现，书面记写又会使语言表达由口头形式转化为书面形式，相对于口头表达的自由发挥、条理散漫、不限篇幅等特点，书面表达则追求严谨精炼扼要以及稳定，这就形成了说话（说书）与书写的小说在文体上的主要不同。另一方面，在观念体系上也有民间意识与庙堂意识的明显区别，例如前者会表现出对社会不公正的谴责或不加掩饰的人欲；而后者则由于出自文人之手，而这些文人常常又身为官员，他们的思想意识，决定了文字表现的特色，例如重视雕琢词语，偏爱阐释理性，或强调君权神授，对民众施行教诲，除了追求典雅严谨的文字韵味之外，往往还有挥之不去的礼法教化意识。总的看来，两种小说体系平行发展，它们既互相区别、对立，也互相影响、渗透，在某一个时期里，看上去其矛盾、冲突明显，但最终会找到一个衔接点，每一方都会从对方的领先性成就中汲取资源。所以除了对立之外，两者又体现出互相激励、补充的关系。实际上正是这两大系统的合力共同营造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丰富成就。

这两种传统虽然有共同渊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歧异与阻隔日渐滋生，门户之见固着胶滞，将不利于小说的发展，此时唯有大手笔，超群之识见方能荡涤尘俗习见，正如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叙》中所言：天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今天看来，冯梦龙完成的事业，正是用心地把文心与里耳两相捏合，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无与伦比、精彩特出的白话短篇小说遗产。

一、叙事艺术的民间传统

从冯梦龙在小说技巧方面的诸多开创，看得出来自民间文学传统的深厚滋养。经过冯梦龙的改写，小说的悬念大为突出了。例如《计押番金鳗产祸》^[1]和《三现身包龙图断冤》^[2]，以及带有惊悚意味的小说《崔衙内白鹞招妖》^[3]、《一窟鬼癞道人除怪》^[4]等，这些小说可以作为颇有代表性的篇目。如果从阅读趣味的角度对这些小说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它们具有如下特色：

1、动物传奇。在《计押番金鳗产祸》这篇小说的开端，被计押番捕获的金色鳗鱼开口说话，成为奇异事件的开始。这种故事结构，让我们想到的是阿拉伯、印度的那些动物故事，佛经里也有许多拟人的动物故事，而中国本土的动物故事更多是精怪谈，它们主要是作为对于人类的一种潜隐性威胁而存在，却鲜有与人对话这样的直接交流，例如《太平广记》里出现的一些动物与人产生交集的故事，大都是动物幻化之后进入人的生活的故事，属于精怪谈类型，而并没有动物以其原形与人进行语言上交流的情况。而在印度和阿拉伯以及佛经的一些故事里，被人俘获的动物会开口讲话，让我们感觉更像童话风格。而它们请求赦免，其后果一般有吉凶两种：得到赦免，会给予当事人丰厚的福祉回报；不能赦免，则做出不吉预言，而后当事人必然踏入命运之轨，一步步承受厄运。《计押番金鳗产祸》这一篇是属于不吉预言，由于计押番没能够释放捕获的鳗鱼，又不能认真倾听金鳗的警告，仍然漫不经心地处置，其结局是让金鳗成了他家盘中餐，终于导致厄运降临。从女儿那桩不称心的婚姻开始，这个家庭就渐渐走向穷途末路，最终全家人都死于非命，无一幸免。就像《红楼梦》以一个画册预言了众多人物的命运，引领了故事的发展一样，在《计押番金鳗产祸》里，金鳗的预言也是引领全篇故事发展的一个预设性叙事环节。从趣味性角度，这当然是一种富有吸引力的模式。

2、公案智慧。《警世通言》第十三卷《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让我们看到，公堂审理这种枯燥严肃的事件如何被转换为趣味浓郁的小说。在各国的民间故事中，有关问案官的智慧，本是公众百听不厌的话题，这一类“智慧谭”会在市井流传之中辗转变形，获得独具一格的表现，极其富有小说趣味性。在《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这篇小说里表现出来的包公审案的特点，并不是善于搜集罪证、寻觅证人，而是明察秋毫，重在推理。当包公得到市井无赖王酒酒的举报，仅凭其一面之词，得知酒酒的妻子迎儿在随旧主母、已故孙押司^[5]的遗孀前往东岳庙进香时，两人曾一度走散，此时有一座神像对迎儿开口说话，自称是故去的前主人，还递给她一张纸，上面写着“要知三更事，掇开火下水”。但是当王酒酒打算将这张字纸作为证据呈上公堂之时，纸上的字迹却神秘地消失了，只余白纸一张。而如此荒唐无稽的举证，居然让包拯忽然悟解了一年前曾经发生在孙家的奇怪死亡事件意味着什么。原来孙押司的死相当诡异，充满离奇怪诞色彩。一天退衙之后他算了一卦，被告知寿命已尽，当夜子时就是死期。回家后对妻子说了此事，惊恐又不愿相信的夫妻俩决定共同饮酒守夜，静观事态发展。快到半夜时，当时还是孙家使女的迎儿困得直打盹，主母一个劲儿地呼唤，不让她睡着，这时忽见孙押司披头散发从房中跑出，投入门前的河里，邻居们前来帮忙打捞，却已毫无踪影。孙押司就这样离奇地死去了，邻居们都认为他是醉后癫狂，出于意外。半年后押司娘子招了亡夫的同事、与亡夫同姓的小孙押司进门。而包拯将这些看似并无关联的事件串联在一起之后，意识到诡异的谋杀已经发生。于是他命令衙役们前往孙家，果然在灶台下面挖出被掩盖的一口井，从里面找到孙押司的遗体。此时人们方才知晓小孙押司与押司娘子联手，先扼死醉酒的孙押司，投进井里，再由小孙押司换上孙押司的衣服，披散头发跑出去跳河。事后又在井上砌了灶台。而从这些奇异的情节，包拯居然能寻觅到案情的蛛丝马迹，其判断力的确超常。这种推论的基础是对于人性的深入体察，以及丰富的问案经验积累。中国古代的刑讼智慧可以与周易、中医相比拟，都具有长期和丰富的经验积累，这就使得这些学问不单单是“术”的范畴，而已经上升为一种艺术，具有让人赏心悦目的玄妙色彩。“三言”与“两拍”在刑讼小说方面均有生动出色的表现。我们比较一下其他类型的案件辑录，不必说那些学术资料气息浓郁的记载刑讼案例的《折狱龟鉴》^[6]和《棠荫比事》^[7]，即使是作为小说面目出现的《龙图公案》，仍然不免于枯燥雷同之弊，对比之下，我们会发现“三言”、“两拍”里的公案故事的确已经是够格的文学作品，在表现内容上已经调整了对于刑案事件的实录分寸，最大程度地规避了平铺直叙的表现方式，而在拓展故事的悬念和趣味性方面则大为推进。尤其是《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其叙述的洗练、悬念的深藏、表层叙事与潜性叙事之间的巨大张力，都是令人惊叹的，称得上是一篇出类拔萃的悬疑小说。但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它离断案现实已经很遥远，更多地表现出传奇色彩，诸如鬼魂显现、梦中启示、神灵异象、诡秘的夜半杀人和移尸事件、以及私通朋友之妻和恩将仇报这样违背人伦、见不得光的罪恶行径。这些超现实与反常规因素让破案过程充满神秘色彩，吊足“众看官”的胃口，而破案后揭示的那个令人震惊的获救者与恩人之妻偷情，又联手诛杀恩人的故事，又呈现出浓郁的伦理道德色彩。小说在开篇就描写了孙押司的离奇死亡，之后一直运用障眼法，让读者误以为这就是一桩市井奇闻，中间又热心穿插使女迎儿在孙家服役时以及离开孙家之后见神见鬼的古怪经历，直到最后才揭出谜底：原来，为人忠厚的孙押司出于同情，曾从雪地里救回一个落难人，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徒弟、下属的小孙押司，最终又成为他的情敌、夺命人。这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在欲望之中迅速沦落的惊心动魄的现实。这样的故事蓝本也许来自佛经，诸如《九色鹿》^[8]这样令人扼腕的故事，在这样的对于反常的离奇事件描写里，披露的是根本靠不住的人性，恩情总是那样易欠难偿。施恩的人面临的往往不是涌泉相报的感恩，反倒是冷漠的遗忘，甚至是绝情的毒手。我们可以联想到在小说《水浒传》也有一个相同模式的故事：宋江一直扶助提携的一个下属张文远，因为与宋江私交密切，经常出入宋家。后来宋江资助了街坊邻居闫老儿棺材，闫婆为表示感激，也想给女儿找个夫主，就把女儿阎婆惜许配宋江做了外室，而宋江事务繁忙时，就委托张文远去给外室送钱或办事。两人却乘隙成就了私情。这无疑也是通俗小说喜欢表现的一个背恩反噬的例证，说起来阎婆惜和张文远都承受过宋江的大恩，但为何在私欲驱使下他们就会毫不顾忌地背叛恩人？小说在这里显然困惑于人性那幽暗多变，缺乏理性的真实，和那份本应该让人温暖踏实，但实际上并不牢靠、没有信义可言的朋友情分。与一般的公案故事粘着于审理过程与案情实录相比，我们发现，公案小说在冯梦龙笔下，已经最大限度抽离这些实录，而突出和移植那些富有观赏性的成分，使之变成一种神秘因素与市井传闻相结合的小说作品，其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艺术表现，犹如瓷器烧造中的偶然得之的五彩斑斓“窑变”，已经更多地具有审美品性，成为专供观赏的艺术品。而这样的精品也是被最大程度地抽离其实用功能，不同于那些出于实际需求被制造出来的平淡无奇的锅碗瓢盆。冯梦龙的公案小说正是这样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小说珍品。可以说代表了小说史上同类作品的最好水平。

3、惊悚的鬼怪谭。如《崔衙内白鹞招妖》、《一窟鬼癞道人除怪》等篇，都描写了凡人与鬼怪的交集，尤其是后一篇。年轻的书生吴某落第之后，滞留在京城临安开设私塾，邻舍的老婆婆为他说亲，让他娶到一位既富又美的妻子，仿佛进入人生的春天。但很快喜乐的气氛就急转直下，书生偶然在夜晚发现妻子带来的丫鬟样子诡异，颈有刀伤、血迹淋漓，让他吓晕过去，不过醒后再看，又很正常。随后的清明节出游，更是怪事连连，惊悚万状，荒野里、村店中所出现的，都是一个个鬼怪，几乎要让看官们紧张得吸不上来气。最后，人们才知道吴姓书生的新婚妻子和陪嫁丫鬟是大户人家的小妾和使女，在后房争风中死于非命。从这类故事中我们也注意到，鬼怪谭在表面上以恐怖性为主导追求，但事实上它们往往都含有婚姻及性爱因素，会表现既有婚姻制度的弊端。而公众对于鬼故事的极度专注和热情不歇，自然体现了高度喜好谈神说鬼以求满足无限的好奇心理的一种普遍的民间心态。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热情与好奇，在注重理性的文人小说那里，是明显地受到抑制、日见淡薄了。

4、自由不羁的观念。受到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影响，冯梦龙对于束缚人们心灵的礼教多有讨伐。他整理山歌、小说、民间笑话，改编或创作戏曲，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反对理学，倡导“情教”，一心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9]。出于这样的思想格局，冯梦龙对于民间文学以及通俗小说里那些正面表现的男女情爱，自然是持一种肯定、赞赏态度，而时时在颠覆当时的一些相沿成习的伦理观念。这就让人们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会有一种震撼性的心理感受。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10]，描写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小商贩秦重的恋爱故事，居然让这位家徒四壁的小贩与一名青楼名妓去发展感情。在现实生活中，两人地位如此悬殊，或许只能上演一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闹剧，而小说中的花魁娘子、落难小姐莘瑶琴却慧眼识珠，意识到秦重感情的真诚可贵，毅然自赎，嫁了秦重。这无疑是一份惊世骇俗的恋情，同时也是高度理想化的恋情，折射出对于世俗礼法的否定。联想到冯梦龙自己与名妓侯慧卿的恋爱悲剧，我们会体察到小说家那一份寻求补偿的心愿。又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11]，同样是一篇让人震撼的小说，这篇小说融合了自六朝、唐宋以来多篇描写女子死而复生、重续姻缘的故事，如《搜神记》里的女子重生后两男争妻故事，宋代王明清的笔记小说《投辖录》里的《玉条脱》故事，以及洪迈的志怪小说集《夷坚志》里的《鄂州南市女》等故事，这些小说都描写了女子死后又重生的离奇事件。在此，获得再世人生的女性颇可以成为一个象征，形象地概括了在礼教森严的时代里，女性所面对的种种束缚、压制，其实有时正是犹如被活埋一般的悲惨命运，她们能够活下去，能够拥有健全的人生，的确需要一些意外的幸运或偶然的机缘。在《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这篇小说里，十七岁的少女周胜仙作为富商的女儿，恋慕小户人家的少年范二郎，相思欲死，母亲怜惜女儿，让媒人去求亲，定下婚事，女儿因而康复。而外出经商的父亲归来，却认为门户不当，毫不留情地否决了这门亲事，少女因此急怒而死，被盗墓人挖出，还念念不忘去寻找心上人，又让范二郎误以为鬼魂显现，失手把她打死。冯梦龙对这样一个生生死死地寻觅恋情的、热情奔放的纯真少女显然十分同情，我们从小说的篇尾诗可以看得出作者对于他笔下这个个性鲜明的人物的感叹与怜悯：

情郎情女等情痴，只为情奇事亦奇。

若把无情有情比，无情翻似得便宜。

可以看得出来，冯梦龙出于拒斥僵化礼教、呼吁真实性情的心态，对民间歌谣、传说里有关情爱的大胆表现是欣然接受，引为同调的，从他的不少小说里，我们都可以发现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入描写和真诚的同情，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玉堂春落难逢夫》、《张舜美灯霄得丽女》、《王娇鸾百年长恨》等，单纯作为小说，它们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作品，放置在晚明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小说又是鼓吹个性自由、反抗礼教压迫的战斗号角。

二、精神内涵的文人品格

    在冯梦龙的小说里，文人精神传统的印记清晰可见。这主要体现在对于个人的情感、性灵的执着维护和对于社会文化弊病的严肃批评。而这样一些体现普遍社会涵盖性与理念抽象性的文化思考，无须讳言，又往往是民间文学较为匮乏的弱项。

1、人性的温暖。在严苛的礼法规范日益抽空诸多小说的精神内涵的时候，冯梦龙却致力于向他的小说作品里灌注温暖的人性和同情心，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12]，描写商人蒋兴哥长年外出经商，家中的妻子有了私情。丈夫得知此事，痛苦又烦恼，想要惩罚不忠的妻子，但又想到自己长年离家，妻子出轨也情有可悯，终于还是和平分手，维护了女方的名誉。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小说，所表现的观念，与主张“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13]的僵硬理学观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让今天的人们仍然感到温暖的，是小说流露出来的那份真诚与善良，能够给予人身权利已经高度匮乏的女性以体谅和同情。这篇小说可以称为是冯梦龙小说的代表作，这篇脱胎于宋懋澄的文言小说《珠衫》的白话小说，在精神上完全继承了原作的人文色彩，对于所谓不守妇德的女子，予以充分的体谅和同情，而不是像《水浒传》等一些通俗小说相沿成习的那样，将这样的“出轨”女性简单武断地归结为放荡邪恶的代表，使她们成为严厉的道德声讨对象，进而予以冷酷的彻底否定。

对于温暖友情的描写，有《羊角哀舍命全交》^[14]，《俞伯牙摔琴谢知音》^[15]，《范巨卿鸡黍死生交》^[16]和《吴保安弃家赎友》^[17]等，这些小说的共同之处，是推崇一种超越功利的纯粹友谊，让人生死相许、坚贞不渝。这种友谊与《施润泽滩阙遇友》^[18]里面的小百姓希望友爱互助、共同发财致富的那种“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式的平民友情是有所区别的，它建立在惺惺相惜的基础之上，追求的是一种对于现实功利的超越，明显地更具有文人特色。

2、对于个人修养、家庭伦理的重视。在这方面，冯梦龙的小说作品表现出某种明显的“克己复礼”的文人气质。如《一文钱小隙造奇冤》^[19]、《沈小官一鸟害七命》^[20]、《乔彦杰一妾破家》^[21]等，通过讲述一些现实生活里的惨痛教训，反复强调人际交往中以礼自持、加强修养和自律性的重要。在个人修养问题上，冯梦龙绝非迂腐冬烘之见，而是富有远见与睿智，因为他的道德教诲从不架空，总是源于现实生活又善于归纳概括，完全是人生智慧的总结。我们看到的是这位小说家的见微知著与深谋远虑，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如果人们在一些小事上恣意妄为、不加节制，就很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3、犀利的社会文化批判。这方面主要包括对于腐败的官场风气、浇薄的世俗人情的抨击，如《卢太学诗酒傲王侯》^[22]、《杜子春三入长安》^[23]，以及《钝秀才一朝交泰》^[24]等，以冯梦龙的丰富人生阅历与犀利思索，就让这些批评显得非常锋利而辛辣，切中肯朞，给人以深刻印象。

4、深刻的内心省思。冯梦龙小说里的文化批评不仅仅局限于对于社会环境的考察，也拓展到人的内心世界，而这一点，对于通俗小说来说，还是较少涉及的一个领域。《警世通言》第二十五卷《桂员外途穷忏悔》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其蓝本有瞿祐《剪灯新话》里的《三山福地志》和宋懋澄的文言小说集《九籥集》里的《桂迁感梦录》。小说的一个主要人物桂迁是一个典型的见利忘义的小人，当他因债务缠身被逼得要典卖妻子和儿女的时候，昔日同窗、仁慈的乡绅施济伸手救助了他一家，不但帮他还清债务，还收容桂迁一家人在施家的田庄安身，让他们自食其力。但这个物质欲望强盛的小人，却轻易地背叛了对他一家人有大恩的施济，桂迁先是偷窃了施家祖上在田庄里埋藏的巨额银两，搬迁到他乡买房置地，做起了安富尊荣的财主；之后又轻蔑无礼地对待上门求助的恩人遗孀和孤儿，如同羞辱乞丐。就在他一味沉浸在财富光环里的时候，忽然做了一个噩梦，梦见神灵严厉惩罚他的忘恩负义行径，罚他一家人都变成了狗，在施家人面前摇尾乞怜，等待他们的是随时被卖、遭烹食的凄惨命运。由于这样一个神秘警告，桂迁开始反思自己的宵小行径，决心痛改前非，经过忏悔与弥补，桂迁最终获得施氏母子原谅，得到良心上的安宁。在民间的故事与传说里，像这样忘恩负义的人物遭受恶报的故事并不少见，让我们注意到的是冯梦龙从这个恩怨分明的故事里提炼出一个自我约束和深沉内省的命题，表现出一种文人特有的深入思考、严谨自律的意识，在道德约束上，实质上已经从他律走向自律，这就超越了一般小说那种鬼神监察善恶报应的格局，突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理性精神，从而提升了通俗小说的精神内涵。

比较起以前那些相同题材小说如《三山福地志》、《桂迁感梦录》等侧重于表现鬼神报应、谈论公平正义由上天权衡，冯梦龙显然有所转化，更加突出了善恶分明、天道好还的道德命题之中的个人担当和在中国小说的历史上相对缺少的基于个人内省的忏悔意识。这篇小说还有一个结构上的巧思，就是借助于梦境来展开心理活动，揭出幽暗难明的潜意识层面。梦境所幻化本属飘渺离奇之事，而文学创作中向来喜欢借梦幻形式写人生寓言，如一枕黄粱，南柯一梦^[25]等著名的故事。不过已有的那些故事大多偏重于表现一种世事无常、荣枯转瞬的文人感慨，而在冯梦龙笔下，则已经借助幻梦，直达人性底层，由原始本性的一味扩张到反求自身，达成了一个摒弃欲望、空明内省的艰难过程，在文学的历程里，这种自我省察是人的自我认知达到一个更高阶段的表现，体现了理性精神的充分成长。

三、融汇两种传统的独创性贡献

中国古代的文人小说脱胎于史传、诸子书，往往比较重视事件的实录与总结说理，经过长时期的发展，这些文人小说的学理性、文章做法都臻于成熟，而文学性却相对匮乏，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小说的一个短板。例如从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到清代的《阅微草堂笔记》等作品，基本代表着中国古代文人小说的格局。唐代传奇固然在故事的想象力与情节性方面已经表现得更为丰富生动，但是像《任氏传》、《李娃传》这些小说又堕入说理、阐释道义的窠臼，它们那种“曲终奏雅”的格局，让我们看着眼熟，觉得还没有走出经史范围，却缺少了文学作品所特有的对于人生的质疑、思索，对于现行价值标准解构和颠覆的力度。甚至《红线传》、《柳毅传》这样比较偏重情节的离奇度的小说，也无法摆脱那种自六朝志怪以来就稳定盘踞在小说文坛上的谈玄说理为主旨的思想定势，它们所关注的除说理之外，仍然是猎奇的趣味，而并非对人生的深入感受和思考。甚至一直到清代，纪昀还在强调小说的学理价值，指责那些虚构性小说情节不可信。他在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时，就有意识地把像唐传奇和《聊斋志异》这样的传奇、志怪类小说摈斥在外。而就在文人小说日趋典正循礼的史学趣味之时，民间小说那种活跃跳动的个体生命力表现，如物欲及情感的表露，以及在长期讲述敷演过程中，出于尽可能地吸引听众的目的而精心设置的悬念、气氛以及故事情节等元素的充分成长，在这些努力中，蕴含着真正的小说艺术的发展。而冯梦龙和其他致力于通俗小说的文人所完成的事业，就是把民间文学中这些富有营养的成分吸纳入小说的创作，经过这样一些文人的努力，使得小说艺术终于走向高度成熟的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那种依附于经史的附庸状态，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就其性质上来说，是源自两种小说传统的互相融合，而具体论之，就是出于像冯梦龙这样一些文人的不懈努力与全身心地投入，方得以毕其功业。在明清时期，致力于通俗小说写作的文人当然是群星荟萃，不胜枚举，但毫无疑问，冯梦龙是成就最为突出、对后世的白话小说创作影响也最大的那一个。

    冯梦龙才情不凡，见识超人，在治学与陶冶性情这两方面都表现得游刃有余。他不独擅长于出经入史，也自由驰骋于小说、民谣、笑话、戏曲等多种文体的编写，这使他成为打通各文体之间壁垒的“通才”型人物。冯梦龙本人既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文人，在通俗文学的加工整理、戏曲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不凡成就，而从小说史的角度来看，冯梦龙更是具有非同一般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这就是对于通俗小说和文人小说的融合提炼，经过这样的融合转化，古代小说传统开辟出新的生机，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范式，可以说，这种成就既是小说观念的开拓，也是小说文体上的创新。

冯梦龙的小说改编整理与创作，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白话短篇小说经过明末的一番整理加工，基本已经趋于成熟。明末“三言”的刻印出版，之后又以《今古奇观》等选本形式长期、广泛流传，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社会公众对这样一些小说的期待和喜爱。总之“三言”的问世不只是为读者提供了一批富有阅读价值的小说精品，更是将这种成熟的小说模式的影响加以扩展。继“三言” 问世之后，续作、仿作、选本就一直是层出不穷，对于日本、韩国、越南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冯梦龙能够对通俗文学做出杰出贡献，主要取决于他个人的超迈流俗的思想结构、文学才能等，这使他在整理通俗文学方面颇具独到之处，首先具有通达的理念，冯梦龙的“醒世”、“情教”等文学观念，都属于一个时代里处于领先地位的思想观念，就使他对小说戏曲山歌等整理改编具有一个高屋建瓴的立场，较好地把握了文学和时代的呼唤。其次是能够超越寻常的文人门户之见，对于民间文学并无歧视之意，而是具有客观公正立场，因而在征引这些“另类”资源的时候能够随心所欲，敏锐把握而无有偏颇。

冯梦龙不但才情出众，文学素养深厚，更勤奋刻苦，穷数十年光阴在通俗文学领域耕耘不辍，成绩丰厚，他还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作家，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戏曲创作，个性的印痕都是那样鲜明，像冯梦龙这样一个文人才子，有着很高的抱负与自我期待，他的不同寻常之处也许就在于既有着过人的天分与才气也有高远的志向与抱负，然而现实是无情的，他所拥有的又是十分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不会是一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平庸之辈。司马迁写作《史记》，想要探寻历史兴亡的轨迹，留下个人的思考，所谓“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6]杜甫也有这样的诗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27]其实这就是一种古代文人所特有的自我价值追求，也是一种文人精神的传统。冯梦龙对待小说写作，同样抱有这样的追求，我们读冯梦龙的小说，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这个小说家与那些只是为追求趣味性、将小说视为闲品的通俗小说作者是完全不同的，他是把小说当做一种事业来对待，倾注的是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他的小说是要写出人的心灵，也是要写出故事的精魂，所有这些努力和投入，让通俗小说在冯梦龙笔下绽放出夺目的光彩。即使在今天来看，冯梦龙的许多小说精品，其文字表现的自然洗练、其精神内涵的生机盎然、睿智深邃，已经达到让人叹为观止的地步，为后世的白话短篇小说建立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成功楷模。另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是时代，到明代末期，既有思想解放的潮头涌动不已，小说史的积累的确也达到一个丰盛繁茂的阶段，这些原因，使小说史的突破性进展已经呼之欲出，冯梦龙这样的天才文人的出现，就正好呼应了小说艺术发展对于历史、文化、个人等方面的期待，终于开出白话小说的一片新天地。

参考文献:

[1][2][3][4]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十三、十九、十四卷。

[5]押司是宋代官府中掌管案卷、负责文字工作的吏员，亦称“书吏”。

[6]《折狱龟鉴》：南宋郑克编著的一部案例故事集，收录各类案例近400则。

[7]《棠荫比事》：宋代桂万荣所著法医学著作。

[8]见《佛说九色鹿经》。

[9]见冯梦龙《叙山歌》。

[10][11]《醒世恒言》第三、第十四卷。

[12]《喻世明言》第一卷。

[13]见朱熹《与陈师中书》，《朱子文集》卷26。

[14][16][17]《喻世明言》第七、十六、八卷。

[15]《警世通言》第一卷。

[18][19]《醒世恒言》第十八、三十四卷。

[20]《喻世明言》第二十六卷。

[21][24]《警世通言》第三十三、十七卷。

[22][23]《醒世恒言》第二十九、三十七卷。

[25]见唐代传奇小说《南柯记》、《枕中记》。

[26]见司马迁《报任安书》。

[27] 见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