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故居素书楼一角

　　钱穆自幼受江南文化耳濡目染，青少年求学时期，他在面对民族危机，理性辨别纷至沓来的西方新说之后，决心温习旧书，言必孔孟之道。在西化日益风行的环境中，钱穆紧紧抓住民族、文化、历史三个核心观念来守护其心中的道——大文化观。钱穆认为三者既相独立又相联系。单项而言，纵向可 “长时期之延续与演进”，横向可“多方面之扩大与配合”。以此浇铸成立体的文化观，突出强调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圆融性来应对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肢解、质疑。

　　钱穆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现代的“士”。作为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钱穆怀着对中华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来应对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从文化观的纵向延续来说，钱穆对比分析中西方的差异来应对社会上种种崇洋媚外之论。同时，强调中西文化由于历史积淀的原因存在内在本质的不同，各自具有特殊的民族历史属性，不可切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把西方文化移植到中国，中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亦难以嫁接西方文化成果。这可使国人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倍增国家民族之感，走上文化自觉、自救的道路。从文化观的横向来说，钱穆强调横向融凝、接纳异己，展示了中国文化有容乃大之道。西方科学过于功利化，主张科学超越人生，需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指引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接纳西方科学也要把西方科学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重新有规划地整合中国文化结构，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有实而无名的“人文教”来构建中国的新宗教，普及大众。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钱穆站在中华文化传人的立场上沟通世界文化，践行文化观，传承中华文化，努力实现 “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他笃信中华文化，随着其研究的深入，逐步从被动应对西方冲击转向主动融入世界。抗战时期，钱穆虽极力强调中西之别，从中西方各自发展的道路来探寻中西方文化不同的根源，鼓舞民族精神，但同时也提出思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实价值。后来，他逐渐超越中西文化之别，深入探讨中西文化融合这一新的时代问题。钱穆悉心规划新亚书院教育，将中西文化元素融为一体。既继承了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又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旨在“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钱穆一生的愿望是做好桥梁工作，使青年一代能通过其作品认识自己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晚年的钱穆曾感慨 “书生报国，仅能止此”。当下再读钱穆，其学术成就已成为近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其文化观仍在追随者中延续着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