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究应回到历史存在的现场中，秉持唯物的、历史的观点，尊重文学史演化的本真。同时，历史的存在也是复杂的，不仅要坚持辩证观点，以系统的方法观察其中的关联，还要在对立中发现统一，在看似断裂的事物中，探索其间的相关逻辑。正如黄子平等学者所言，“当我们论证那关键性的‘断裂’时，断裂正是一种深刻的联系，类似脐带的一种联系”。

　　文脉：无法断裂的晚清

　　过往我们言及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的关系，往往因随历史的断代而将其作简单化的断裂，或者仅仅将它们视为异质的对立物。清代散文由“桐城派”主导，到了晚清终究因“奄奄无生气”而走向式微。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桐城派”散文成为“革命”的对象。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直言，“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钱玄同甚至视“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这样，以“桐城派”为标志的清代散文与五四散文之间，就似乎只有断裂而没有内在联系了。由此，便生成了一种思维定势，研究五四散文所受此影响，通常关注的是晚明和国外的因素，形成“晚明说”和“外国说”。周作人认为，“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朱自清则相反：“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

　　历史的真实到底怎样？有了近百年的历史间距，今天的学者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历史的本真。实际上，五四散文受到的不只是晚明散文和外国散文的影响，而是多维的综合影响，晚清也是其中非常重要却被明显忽视了的影响因素。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的关联，是五四散文所具有的多种关联中最为重要的关联之一。这不仅因为五四与晚清之间具有直接的历史接壤关系，而且两者还存有许多细节化的逻辑联系。晚清散文以内在惯性跨越辛亥民初而继续地运衍着，五四散文也历史地承接着晚清散文，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生成新的品质。五四散文正是接受了多种影响，并在新的社会文化生态中实现创造性的现代转型。

　　鲁迅、周作人：晚清的“过来人”

　　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的关联体现在诸多方面，最为直接而显见的关联是作家主体的关联。鲁迅1881年出生、周作人1885年出生，胡适小鲁迅10岁，作为五四散文双子星座、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周氏兄弟、胡适和许多五四散文作家都是晚清的“过来人”。晚清对于他们不仅是一个出生的时代，更有着思想精神层面的影响。周作人曾回忆：“癸卯年（1903）三月，鲁迅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各三册。”这一细节表明晚清思想、文学是鲁迅、周作人的重要资源。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也说到梁启超的影响：“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震荡感动的。”综观晚清五四散文家文化身份，可以看到，基本上由“文人”性情书写、“学者”知识演绎和“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完成了从“文人”、“学者”到“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如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这些角色转换了的散文作家以时务关注和文化批评为己任。不同于古代散文作家的重要一点，还在于晚清五四主流散文作家如梁启超所说的，他们经由“乡人”、“国人”而成为“世界人”。当然他们具体的心路历程和价值取向等并不相同，梁启超等热衷于政治维新和从集体的角度“新民”，鲁迅、周作人等更多地倡导和实践“人”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