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从未有过的挑战。而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又对儒学造成了巨大冲击。但是也另有些学者积极推崇作为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宋明理学，甚至视其为救国治世之良药。

　　先后曾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 （原名南洋公学）监督、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和无锡国学专修馆 （后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的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唐文治（1865—1954），便持此论。他认为，朱熹集诸儒之大成，所谓理学救世实际上是以朱熹理学救世。唐文治自称 “治朱子学五十余年”，主张是朱熹之学造就了宋末有民族气节的抗敌英雄，且朱熹理学改变了人心世道，因此，理学之盛衰关乎国家之兴替。

　　唐文治把朱熹的讲学精神归结为 “孝”、“仁”，并进一步论及气节，在他看来，朱熹所上奏的各《封事》充分表现出浩然正气，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为此，他对各《封事》中所论及“攘夷狄”、“复疆土”两事作了具体阐述，“以兴起吾人爱国之精神”。他还针对陈亮斥朱子学为无用之学提出批评，希望通过提倡朱熹之学而达到“善国性、救人心”之目的，实现理学救国。

　　唐文治晚年撰《性理救世书》，以阐明他的理学救国思想。其中所收录《朱子学为今时救世之本论》对朱子学之救世作了论证，他始终认为，朱熹理学关乎人心之善恶、国家之兴衰。唐文治还在理学救国这一主题之下，把朱子学与陆九渊、王阳明之学统一起来，明确指出：“宋朱子之教，孔子之真传也；宋陆子、明王阳明先生之教，孟子之真传也。此应时施教之法，其救世苦心一也。”因此，他在讲朱子学救世的同时，也讲阳明学救国。

　　把民国时期的救国思潮与宋明理学联系在一起，与当时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潮流形成对照，同时又相互补充；既是对当时一味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纠偏，也彰显出宋明理学特别是朱子学的多重价值及其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对今天的宋明理学研究，无疑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唐文治将理学与民族气节联系在一起，对于当今的文化建设与复兴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