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理论家，哈贝马斯始终是一个关注社会现实及其实践活动的社会哲学家。他属于由霍克海默开创的批判理论传统，但又与第一代批判理论家有着较大不同。他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改造和修正：拒绝纯思辨形而上学传统，重视经验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否定直接经验可以洞察人类行为的本质，力图揭示人类“理解”的先决条件。在哈贝马斯那里，“带有实践意向的社会理论”是其理论旨趣，“现代性”是他研究的重要内容。哈贝马斯力图让哲学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范式，实现工具理性批判向交往理性的转换，由历史哲学批判向社会结构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转换。哈贝马斯探讨了交往行为理论、普遍语用学、批判阐释学、合法性危机、商谈伦理学等。其中，交往行为理论是其学说中有特色和影响力的理论，尝试分析、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正是因为这个理论，构成了他与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差异之处。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着合法性危机，而这种合法性危机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密切相连，构成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危机。他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思想主要关涉以下方面。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通过其生产方式、国家建构基础、民族结构等体现出来。哈贝马斯强调，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是经济系统发展的产物，靠市场来调节生产，本身不进行生产活动，只是对企业进行调控，其目的不是为了赢利，而只是为个体创造生产的条件，这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考察的。从外在的维度上说，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组成众多的国家群体，它们是作为一个系统而出现的，不是单一呈现的，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拥有独自采取战略行动的经济主体的自主权，乃是因为它们在法律上得到了认可，并能够相互确认。这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基础来考察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合法性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公平交换为基础的旧意识形态被解构了，取代它的是“补偿政策”，“而补偿纲领的依据不是市场体制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而是自由交换的功能失调进行补偿的国家活动的社会后果”。这样，政治便成为一项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的活动。

　　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合法性并非永恒，与之相伴的是合法性危机的存在。从经济系统来说，西方国家所实施的这种福利政策，使得社会化的费用在不断地膨胀增长中，一旦超过它可使用的价值量所能承受的极限时，以尖锐的分配斗争为特征的合法性危机便会出现。在社会化的生产费用不断加剧国库负担、人们的期望得不到制度补偿的满足时，合法性危机就彰显出来了。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反思与批判，体现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理解，正是从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新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这两个理论批判性分析开始，哈贝马斯构建起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