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鸣奋：厦门大学特聘教授、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先后致力于我国古典文论、文艺心理学、数码文化和传播研究；曾任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副院长、海外教育学院院长等职。主要出版著作有：《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等。

　　●网络世界中的比邻更多地采用反差序格局，即向陌生人开放，通过拓展人际关系来丰富自己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的本质。

　　●网络文化就其本性而言是虚拟的。正是这种基于虚拟的网络文化成为理解“互联网改变中国”的重要切入点。

　　1993年，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从事“英语世界中国文学之传播”研究，将那儿的相关藏书几乎翻了个遍，意犹未尽。同在莱顿的中国留学生褚真威说可以通过互联网调阅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的资料，这让我十分惊奇。这位来自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的电脑高手果真带领我去实验室体验，从此开启了我的网络之旅。当荷兰朋友问我们中国何时能用上互联网时，我估计要十年之后。回顾这段往事，不能不说我当时的看法太保守了。1994年，中国就开始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1995年8月，我所在的厦门大学乘举办第46届国际电化学会（ISE）年会之机，用上了网络服务（最初取道香港节点，其后转道清华大学服务器）。从那时以来，我们就感觉到和恒河沙数的网民在赛伯空间中比邻而居……

　　现实生活中的比邻受制于居住地的物理空间，每个人所能拥有（或扮演）的邻居都是有限的。相比之下，网络世界中的比邻要灵活得多。我们可以自由地建构朋友圈或虚拟社区，从而近乎无限地扩展比邻关系。现实生活中的比邻受制于差序格局，基本上是沿着熟人关系外推的路径发展的。相比之下，网络世界中的比邻更多地采用反差序格局，即向陌生人开放，通过拓展人际关系来丰富自己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的本质。现实生活中的比邻以定居为条件，以“抬头不见低头见”为前提。相比之下，网络世界中的比邻以流动为要旨，在化身或影像的汇聚中找到自己的知音……因此，网络文化就其本性而言是虚拟的。正是这种基于虚拟的网络文化成为理解“互联网改变中国”的重要切入点。在这20年中，中国不仅实现了互联网迅速普及、网民数量高速增长，而且经历了网络文化从“数码移民”为主导向以“数码土著”为主导的交替，发生了由“媒体匮乏”向“媒体冗余”的转变，见证了由传统社会向信息社会、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以及网络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艺术新样态的繁荣。

　　纪念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可圈可点之事实在太多。在世界范围内，因计算机革命而兴起的数码文化经历了大型机主导期、个人计算机主导期之后，进入了互联网主导期。它不再局限于程序员小圈子，也不再局限于电脑发烧友，而是以惊人的速度向社会各阶层扩展，实现了向网络文化的华丽转身。对我国来说，网络文化的兴起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不仅成为社会转型、民族复兴的契机，而且是中国走向世界、成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我们似乎离其他国家很远很远，一本书邮路得走几个月，一个电话按费用折算成计时工资可能要一两个星期，一封信寄航空也得好几天。如今，人们的时空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论是他国学术动态还是世界时事政治，仿佛都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因此，网络文化就其本性而言是世界性的。

　　互联网之所以能够让人们产生“地球村”的体验，说到底是由于它有能耐将在地理上远隔千山万水的用户变成在心理上彼此接近的邻居。当然，自古邻居便有“芳邻”、“恶邻”之类分别，因此才有“孟母三迁”之类故事流传。如果我们希望将互联网建成美好的数码家园的话，那么，无疑需要致力于培育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爱和宽容。这篇短文以文学传播研究作为开头，也就以文学名句结尾——“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信息海洋中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