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城市化的最新进程中, 大量被称为“流动自耕农”的群体以“佃种异乡”的方式突破城乡时空阻隔, 从原生农村迁出后来到大城市郊区租赁闲置耕地专职务农。作为一种城乡社会时空的全新整合方式, “佃种异乡”表征了流动自耕农的社会时间结构向商品化和时序化发展, 并通过“移植乡土性”的方式完成社会空间再生产。此现象反映出中国城市化新进程中的时空社会学意涵。在空间维度上, 脱嵌于农村地理空间的迁移人口推动中国城市进入“空间生产”新阶段, 特别是“表征空间”的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化空间研究的有益补充;在时间维度上, “佃种异乡”现象实质上是中国城市化长期时间序列的接续, 时空压缩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化呈现出从“进城务工”到“佃种异乡”的接替性特征, 城乡关系也呈现出“复合性”特征。

　　关键词：新型城市化; 佃种异乡; 乡城迁移; 时空社会学;

　　作者简介： 吴海琳, 1978年生,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陆兵哲, 1995年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城市化1作为一个过程性概念, 其实质可视为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展开的一场社会时空变革。中国城市化由工业、土地向以人口为主体的历史转换, 是中国在不同阶段特殊时空情境下的实践结果。在中国近期展开的“人口城市化”2阶段, 人的能动性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其对城乡社会时空的重新整合与塑造。其中, 除了农民工在城市中居住空间与交往空间的重建及其融入之外, 一些被称为“流动自耕农”3的新型流动农民也参与其中。他们从原生的偏远农村自发迁出后, 并未进入城市务工成为农民工, 而是来到大城市的郊区, 在当地城市巨大的农产品需求市场的吸引下租赁当地闲置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流动自耕农通过这种“佃种异乡”的方式突破了城乡时空阻隔, 在具体时空条件的重新整合过程中, 演绎着大城市郊区时空全新的社会生产过程。流动自耕农的“佃种异乡”方式有其独特的社会时空意义, 为以人为核心的中国新型城市化增添了新的时空变迁内涵。对这一独特现象开展时空社会学分析, 有助于我们从社会时空结构变革的角度反思中国城市化的最新进程, 尤其有助于理解“人口城市化”所特有的社会时空意涵。

　　时空社会学视野中的城市化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曾指出:“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是社会理论的核心。”4在经历了一段“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奇怪缺失的历史”5之后, 伴随社会理论在当代的社会时间转向和空间转向, 社会 (学) 理论重新回归对时间和空间的重视。时空社会学聚焦于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意义 (即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 , 分析社会系统的时空结构及社会变迁中的时空转换。在社会时空分析中, 空间和时间不仅是所有经验事实的存在形式, 而且也是人们认识各种实际存在的具体事实的感性形式6。并且时间和空间不仅是社会行动的外在的容器、真空的背景或静默的舞台, 时空本身即为“社会事实”的一部分, 成为社会系统中具有建构作用的内部变量。7这是时空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视角。

　　20世纪早期, 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开创的“人文区位学”可视为在空间社会学方面最早的系统研究, 集中关注城市的空间结构及其相互依赖关系, 包括城市空间生态过程的城市扩张分化的动力机制、城市空间向度的同心圆模式、城市空间的隔离问题、空间隔离所形成的不同社区面貌和生活样态等。直至20世纪70年代, 西方在经历了较为严重的城市社会危机之后, 城市研究中的冲突假设模式取代了平衡假设模式的主导地位,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成为城市空间研究的主流。其中, 亨利·列斐伏尔把城市看作“空间生产”的中心, 而空间中的政治性斗争成为城市化过程的核心, 认为在都市的扩张中占主导的, 是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隔离行动8, 以之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大卫·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立足于资本循环与城市扩张的关系, 认为在资本循环的过程中, “城市空间建构和再建构就像一架机器的制造和修改一样, 都是为了使资本的运转更有效, 创造出更多的利润”9。总之, 正如我们所见, 由于城市是人们的社会行动与社会时空结构展开密集互动的场所, 而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变迁中时空剧变过程的典型缩影, 所以城市空间扩张和城市化变迁理应是社会时空分析的一个重要面向。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城市化表现为独具特色的三个发展阶段:在经历了“工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后, 中国已进入“人口城镇化”阶段。10。如果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出发,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相关社会时空结构转换的具体路径。在“工业城市化”阶段,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通过发展“乡土工业”11和乡镇企业, 努力实现农村工业化基础上的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 小城镇作为“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12, 成为乡村工业发展的配套载体和向城市转变的桥梁。因此, “小城镇空间的开拓”成为该阶段城市化命题中社会时空发展的主要脉络。到了“土地城市化”阶段, 通过“一个虚拟的资本流来完成的住宅和商业地产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13, 地方政府在土地开发中更直接地参与了城市空间的生产, 在“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市化模式14中实现了政府主导的城市空间生产和空间重组。而到了“人口城市化”阶段, 城乡之间自主的人口流动更加活跃, 自发流动农民的主体性地位逐步增强。该阶段的城市化突出表现为农民自主的时空延伸过程15, 进入一个以人为核心的、流动人口对时空的重组过程。在这种新的社会时空条件下, 城市发展的重点自然转变为流动人口在乡城迁移16过程中所产生的时空转换、时空融入和时空重组等具体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 社会时空分析具有明确的“情境性”, 如果将中国的“人口城市化”过程视为乡城迁移人口对各自所处的特定时空情境的回应, 那么这一过程无疑是多元性的。除了进城务工外, “佃种异乡”也是一部分农民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对其所面临的城乡社会时空的另一种回应与再创造方式。因此, 在中国最新展开的“人口城市化”阶段, 乡城迁移人口选择的多元性成就了多样的社会时空实践维度。流动农民参与城市化的“佃种异乡”方式有其新的时空特征, 也对中国的城市化与城乡变革产生新的时空意义。

　　“佃种异乡”:城乡社会时空的全新整合方式

　　流动自耕农以“佃种异乡”的方式向城市周边迁移的过程, 不仅是地理位置靠近城市的过程, 还是其参与城市化 (由农村到城市) 和现代化 (由传统到现代) 的过程。更为根本的, 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时空结构的重构。因此, 通过分析流动自耕农的时空变迁维度, 可以从更深层面揭示“佃种异乡”的时空社会学意涵。基于经验研究17, 我们将流动自耕农“佃种异乡”所蕴含的社会时空变迁归纳为三方面:商品化和时序化的社会时间变迁方向、“移植乡土性”的社会空间变迁方式以及自主地位不断提升的社会时空延伸过程。

　　1.城市化驯化下的“身体化”:社会时间的商品化和时序化

　　不同于物理时间的外在性, 社会时间作为参与人们实践的生产性、建构性的内部变量, 嵌入人们的生活并影响人们的行动。在流动自耕农由“老家务农”到“佃种异乡”的时空转换中, 社会时间的再造主要包括时间商品化和时间时序化两方面。

　　在时间的商品化中, 社会时间作为一种资源而存在。时间被赋予稀缺性、有限性特质, 成为一种与货币互换的有价值的资源而被支配使用。在这一情境下, “时间是流通货币:时间不是被度过, 而是被花费”18。流动自耕农从原生农村迁出后, 不再以原初的自给性生产为主, 而是直接针对所在城市的农产品市场进行生产, 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很高。这提高了对生产效率的要求, 促使他们探索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时间结构, 力争避免“浪费时间”。调研发现, 流动自耕农通常种植比粮食作物重茬率更高、生长周期更短的蔬菜作物, 尽管种植蔬菜耗费更多时间成本, 导致流动自耕农每天的时间安排要比在原生农村紧凑得多, 但更多的时间投入成为提高产出的资源。

　　为了能在初春时利用供给时间差卖个好价钱, 很多流动自耕农即使春节也不返乡, 而是在每年入冬时在育苗室播下大量种子, 通过控制生产条件使其提前长成秧苗, 在冬末将秧苗直接转栽至温室大棚中, 以求更快收获农产品。所以, “佃种异乡”已经摆脱了传统农业在生产时间上的粗放性, 流动自耕农也蜕变为一种“理性小农”:他们从原生农村迁出后, 通过改变自身原本的社会时间结构 (包括作物的生长时间结构) , 达到对时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更重要的是, 在商品化时间的“规训”下, 流动自耕农不断探索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经营方式, 已经迈向一种以集约化、高度市场化为特点的“小而精”的小规模家庭“新农业”19, 并逐步习得对社会时间的重构技能, 对时间进行商品化“规训”和“理性运用”。

　　在时间的时序化中, 社会时间是作为一种节律存在的。社会时间不是物理时间的流逝过程 (passage) 中“量”的自然积累, 而是具有不均匀的“质”的结构。流动自耕农“佃种异乡”的劳作时间安排不再以迁出前农业生产中的吻合自然时间为主, 而是以吻合城市工业社会的标准时间结构为目标。他们每天凌晨4点左右开始收获新鲜蔬菜, 送往市区的菜市场中, 以迎合市民的购买习惯。并且“佃种异乡”的农业生产已摆脱“春播夏长, 秋收冬藏”的自然时间结构约束, 而是通过温室大棚等技术投入, 保持农作物在秋冬季节的生长, 以满足市场需求。可见在向时序化时间结构的靠拢过程中, “佃种异乡”成为一种社会性更强的农业生产形式。在“佃种异乡”的过程中, 流动自耕农通过谋求自身与城市劳动时间的同步性、谋求融入城市生活时间的结构框架, 来参与整个城市的分工体系。所以他们不仅在空间迁移上尽可能贴近城市, 也在更深刻的生产生活时间结构层面向城市靠拢。城市化时间结构通过对日常生产生活时间的重组实现了对身体内部时间结构的规训和再组织, 身心内部时间结构的调整与变迁成为人口城市化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

　　正如涂尔干所言, “时间是一种由社会所建立的制度”20, “佃种异乡”中的时间安排绝不仅仅是流动自耕农的个人选择, 而是在城乡生活变迁过程中人与城市社会互动的结果。通过分析流动自耕农在异地对社会时间结构的再组织, 可以揭示“佃种异乡”现象中结构与行动的互构过程, 揭示流动自耕农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深刻的社会时间重构意蕴。

　　2.“移植乡土性”:脱离自然地点的空间再生产

　　在社会学家的视野中, 社会空间是异于地理空间的, 是由关系建构起来的。21空间成为一个参与人们社会实践的构成性变量:个人所处的社会空间结构影响人们的决策实践, 人们也在社会性实践中建构不同的社会空间。流动自耕农从偏远农村迁移到城市周边, 所经历的空间变迁不仅是自然地理位置的变化, 他们所处的社会空间结构的变迁对其更加重要。在“佃种异乡”的过程中, 流动自耕农通过“移植乡土性”的方式, 实现了脱嵌于地点 (place) 的空间 (space) 再生产22。

　　调研发现, 聚居于某个特定城市郊区的流动自耕农通常是来自同一个县区 (如邯郸广平、邯郸肥乡) 甚至同一个乡镇的老乡, 这意味着他们即使脱离了原有的自然空间, 也能够通过复制家乡的支持网络, 在异地保持基本适应的社会空间结构。

　　流动自耕农通过“关系网络型流动”23, 在一个新的际遇空间中再次基于地缘和血缘构建出一个熟人社会, 使他们在异地也能延续原有熟悉的社会生活空间感。更重要的是, 通过“移植”原生活空间中弥漫的乡土性规则, 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伦理在城市周边仍起到重要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流动自耕农迁入地区与原生农村的时空条件的亲和性。相比于大城市与落后农村之间较大的差距, 流动自耕农落脚的城市郊区与其原生农村之间的差异较小, 这使流动自耕农不至于遭遇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所面临的“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时空冲突, 使乡土社会的整合机制得以在迁入地渗透。这种嵌入异地空间的乡土性使流动自耕农在新的空间能够保持一种“流而不散”的集体性, 成为一个具有较强内聚力的共同体。并且在实践过程中, 通过生产上的协作和生活上的互助, 增强了他们对异乡生活的归属感。这种充满“弹性”的空间改换也缓冲了城乡空间隔离的刚性, 使流动自耕农在城乡空间变迁过程中避免了农民工进城时的“原子化”过程。总之, “移植乡土性”缓解了流动自耕农在城乡空间改换中面临的意义世界的崩溃和规范体系的解体, 使之更容易实现城市化的“软着陆”, 这对提升他们的城市融入意义重大。

　　我们看到, 在流动自耕农的迁移过程中, 他们的社会空间是相对自由地脱嵌于自然空间的。通过移植原生活空间中的“乡土性”, 他们能够在异地重新建立一种社会生活的场所 (locale) 或场景 (setting) , 这构成了他们在时空延伸实践结构中在场和缺场的“交界面” (intersections) 24。空间既是社会生产出来的, 也参与社会的生产。由“移植乡土性”所实现的脱离自然空间地点的社会空间再生产, 是流动自耕农通过“佃种异乡”的方式在大城市周边立足的重要原因。

　　3.流动权力的提升:时空延伸的自主性

　　在生活实践中, 人们并非完全被自然时间和自然空间束缚, 而是通过实践活动认识和利用自然时空, 并在自然时空的基础上创造出社会时空。因此在对某一现象展开社会时空分析时, “人的主体性”常常得到彰显,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行动者主动参与和建构社会时空的过程。在“佃种异乡”的时空转换过程中, 流动农民的主体性突出表现为“流动权力”在时空延伸中的提升。在这里, 时间和空间都成为了资源, 乡城迁移人口的“流动权力”即为组织、转化、利用这一资源的能力, 也是反抗和超越自然时空的能力。

　　个体流动的自由和权力历来被社会学家所重视。曼纽尔·卡斯特将社会成员流动的自由解读为“流动空间 (space of flows) ”的建构, 并认为“流动空间”是“占据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 (而非阶级) 的空间组织”25。精英群体将“流动空间”作为他们的特权实践形式, 普通群众却只能被排除在区隔化、固定化的“地方空间”中“对抗信息时代中以社会支配为特征的流动空间的无地方性逻辑 (placeless logic) ”26。在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眼中, 是否拥有“流动的自由”也是社会阶层的划分依据27。通过掌握文化、资金等资源而获得流动权力的上层群体成了没有“永久地址”的“全球性精英”28, 而缺乏社会资源的底层人们沦为了地区性的“新穷人”, 经由压制或“规范调节”被整合进社会29, 而缺乏自主性。然而与上述“精英流动论”所不同的是, 贯穿在“佃种异乡”的时空实践中的, 是作为社会底层群体主体性地位的提升和自主流动权力的增加。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原郊区农民非农化、市民化的推进, 城郊 (尤其是大城市郊区) 务农人口不断流失, 这为流动自耕农提供了大规模的农业种植空间, 使他们能够在城市周边发挥自身优良的农业种植技术, 以“佃种异乡”的方式开展自主流动, 实现时空重组。

　　因此, 尽管缺乏社会上层精英通过掌握经济、组织资源或文化资本所行使的“流动的自由”, 但这些底层群体可以在适应宏观社会时空变迁所释放之“机会结构”30的过程中适时实现自己的流动权力, 在主动的时空延伸过程中彰显其主体性地位。

　　尽管与农民工相比, 流动自耕农通常来自于更为封闭落后的地区, 学历技能不高, 资金储备、经验视野有限, 一般更加难以直接融入城市时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佃种异乡完全是被迫无奈的选择。表1呈现的是流动自耕农对“进城务工”和“佃种异乡”两种谋生方式的不同态度31, 可以看出在流动自耕农眼中, 佃种异乡比进城务工有更多让他们青睐的“好处”和更少的“坏处”。这一主观评价是他们选择佃种异乡的重要因素, 所以佃种异乡不仅是出于谋生的被迫流动, 更是蕴含流动自耕农本身主观偏好的自主的时空延伸过程。

　　表1 流动自耕农对“进城务工”和“佃种异乡”的态度对比

　　由此可见, 在“人口城市化”阶段, 个体突破城乡时空阻隔的流动权力显著提升, 个人决策、调用和动员时空资源的能力逐渐增强, 选择的自主性、多元性也有所增加。因此新时期的“人口城市化”体现出明显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即“由个人或一群 (个) 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32。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的时空重组过程, 要求我们转变“以城市为主体”的发展思路, 聚焦流动农民在城乡之间时空延伸的主体性, 尊重底层的流动权力, 并充分发挥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力量, 以降低社会时空变革阻力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