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的社会治理借用了西方的治理概念，但在实践上却体现出政府责任、秩序优先、民生关怀与基层自治等创新特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社会治理本土化的话语体系鲜有创新，且在建构过程中表现出对外来话语的依赖性。就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语境而言，建构本土化话语体系不但要能够与不同理论范式进行对话和沟通，还要能够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现实关切的角度看，本土化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需要嵌入五大时代命题之中：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共建与共治、共享、法治、精细化治理。

　 关键词：社会治理 话语体系 本土化 新时代 建构

   作者简介：吴新叶，湖北工程学院政法学院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浦江学者。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治理的政策激励研究”(16AZZ015)和上海市浦江学者计划“社会组织参与特大型城市社会治理的政策优化与路径选择研究”(17PJC038)阶段性成果。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说，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科学的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话语体系亦是如此。话语体系一旦更为观念化、更有框架性，便反过来为实践提供发展坐标。外来话语也具有同样功能。像中国其他领域一样，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也不乏外来话语。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使用外来学术话语并无不妥，关键是看这套话语体系能否对丰富多彩的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就目前中国的社会治理而言，外来话语体系显然未能达到这个目标。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学术话语非但未能实现对外来话语特别是西方话语的替代，反倒一直处于建构之中，其滞后效应直接导致西方学术范式的泛滥。总体上看，关于中国社会治理的话语建构有两种状态值得深思：一方面，将中国实践置于西方模式的对立面，并利用西方话语体系解释中国社会治理实践，这往往会陷入问题丛林，学术立场力主多“破”；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治理不乏成功经验的探索，但在固有话语体系中找不到学理支撑，因而“立”少便难以幸免。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一个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国家和超大型社会建设而言，建构本土化话语体系已经到了不能再等的地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①，这使得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构建变得更为迫切。

　　一、中国文本：构建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实践维度

　　社会治理的理论渊源在西方。一般认为，治理的概念源自世界银行，其“治理”理念强调法治、自治、参与、协商、协同和民主等六个方面，②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想象。这一概念侧重于社会控制体系与社会秩序的维系或重构，基本框架是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突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③中国学术界对社会治理概念的厘定见仁见智，表述不尽相同，但基本范畴几无差异：均强调有别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和市场的工商管理，系对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所进行的规范和协调等的管理过程，包括“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与互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治的互动”。④总体上说，当前社会治理的概念和理论话语体系“大多仍停留在‘应然’的层面，难以洞穿实践中的诸多现实挑战与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⑤。也就是说，从话语与文本的关系看，当前的学术话语同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仍然是有隔膜的，并未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赖。那么，立足于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的本土化话语体系应当具有哪些品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