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是社会变迁或“现代性”的产儿，其内在的主要成就和基本规则大致都来自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那场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迁。变迁与社会科学的天然联系，决定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 而作为一种富有特色的社会变迁，中国的转型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又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关注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即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切入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后果，是我们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这一学术关照或许能够使中国社会的转型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 堆积，从而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这场变迁的精神意义。

　　关键词：社会转型; 中国经验; 中国体验; 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作者简介：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人类社会的变迁自古有之，但是变迁成为人类关注的社会事实或者成为人类自觉思考的主题，却和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本身一样，是因传统社会的断裂而生的所谓“现代性”( modernity) 的产儿。①熟知现代社会科学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其内在的主要成就和基本规则主要都来自近代以来欧洲社会那场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迁。说简单一些，变革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就是西方或现代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识遗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提出，应该努力将改革开放30 年多来中国发生的巨大的社会变迁转化为学术，②否则就会像黄万盛所言，“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巨大的损失”。③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不但迅疾，而且因其特殊性而蕴含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研究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理应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一、社会科学是社会变迁或现代性的产儿

　　尽管人类社会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但真正具有质的意义的大变动只有两次: 一次是公元前5000 年左右发生的“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即文明本身的出现”; ④ ( 亨廷顿，2010: 47) ;另一次即18 世纪自欧洲开始延续至今的波及全球的所谓“现代化”，作为从传统到现代或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⑤它“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⑥如果说在公元前5000 年，无论是人类本身的心智还是社会的复杂程度都还不允许我们的祖先分析和讨论文明出现的意义，那么作为现代性或变迁之子，自18世纪开始孕育的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面对愈益频繁而复杂的社会变迁，凭借因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获得的各种实证手段，开始了对人类社会变迁的自觉思考。如此，从现代社会科学出现的时间顺序来看，先是经济学和社会学，接着是历史学和人类学，再接着是政治学和心理学，最后是传播学，无一不是这场大变迁或转型的产儿。⑦正是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在改变了人类的组织和行为方式的同时，也使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和行为的观察前所未有的必要并且第一次成为可能。

　　就观察现代社会科学的孕育和形成来说，社会学因为与社会生活律动的感性关联，以及与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以及传播学的复杂纠葛，成为我们绝佳的切入视角。在谈及社会学的诞生时，美国社会学家D． P． 约翰逊提出，社会学的产生动力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是“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变迁”; 其二是这种变迁获得了来自知识界的有意关注，因为正是“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⑧进一步，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社会学是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现代性出现的直接后果之一，而“这些变迁的核心就是18 和19 世纪欧洲发生的‘两次大革命’”，⑨即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产生于欧洲的现代社会学不过是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传统社会或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种种反应而已。

　　尽管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对社会学的出现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从当时的直接效果来看，两者的作用大不相同。具体说来，虽然从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并成为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助产婆这一根本意义上说，它对西方社会学的出现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从直接而浅表的层面看，社会学的出现最初乃是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造成的旧社会秩序崩溃后果的消极回应。对社会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社会学中自孔德起到现在为止始终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倾向。⑩

　　同法国的政治革命相比，社会学从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中汲取的力量则更多是正面的。工业革命尽管始自18 世纪60 年代以纺纱机取代传统纺车的变革，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而是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的一次大推进。这次大推进造成了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业体系、进入城市; 造成了工厂在一系列技术的不断改进下的转变; 而伴随着大工业的要求，现代分工体系和科层制度也随之出现; 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开始确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工业化不仅是促成西方社会学产生的重要因素，甚至就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

　　如果我们将围绕上述两次革命性事件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视为社会学诞生的动力的话，那么就可以将社会学的缔造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视为对人类尤其是西方世界在18 － 20 世纪的转折时期所遭遇的社会危机或文明断裂做出的种种回应。具体说来，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 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瑏瑢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断裂或危机。

　　比如，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纪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 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作为“理性化”象征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进而言之，既然欧美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孕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叙事逻辑中，从一开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上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就会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 idea type) 。如此，在经典社会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 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种变式。比如曼恩的身份社会－ 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 工业社会、马克思的封建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腾尼斯的共同体－ 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 民主制、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 有机团结以及韦伯的宗法传统经济－ 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等等。瑏瑣事实上，经典时代有关“社会”的所有“乌托邦”想象，说到底都不过是站在“传统”的此岸向“现代”的彼岸所作的理论眺望。

　　导源于西方文明转型而带有的这块天生的“胎记”，使得“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瑏瑤由此西方的理论家们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会自然地站在西方主位的立场上，用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和西方的经验来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变迁，即形成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视角。

　　在这里，我们这样论证起码想说明这样两个问题: 其一，以西方为叙事主轴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某种普适意义的; 其二，正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精心研究了在自己的特殊场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最终不仅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与行为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普适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或学术的转换使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获得了精神意义或文化价值，即我们所说的避免了将西方世界的发展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