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陶建钟，1974年生，浙江省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摘要：风险社会是一种新的秩序格局而非文化想象，它超越了资本逻辑而根植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分裂。风险社会呈现的全球图式，意味着后发现代化国家也被迫卷入其中，其实质是社会秩序的风险。社会秩序面临包括制度的自发性、亚政治与泛政治突显、社会个体化倾向、信任系统消解和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质疑等困境。风险社会的应变之道，在于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来寻找制度的文化合理性。

　　关键词：风险社会；秩序困境；制度逻辑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纵深拓展和资本主义结构矛盾的逐级显现，现代社会风险问题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风险社会的到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共识，它以一种新的秩序格局和公共空间在重新定义着社会秩序结构。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①。因而从风险社会理论的实践意义而言，它立基于对当代社会结构变迁与发展问题的理性反思和路径探索，而不仅仅是文本意义的概括或文化想象。

　　风险社会及其哲学思辨

　　1.风险社会的哲学根源

　　风险社会作为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历史困局，陷入“我们越想拓殖未来，我们就越有可能触发意想不到的事情”②的被动选择。工业文明的巨大成就，建立于技术与知识快速扩张的基础上，伴随着对自然的高度侵占与肆意开发，使自然对于人类的风险威胁被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觉所掩盖。而这种拓殖冲动，并不会因为自然生态对人类的频频警告而中止。因此，风险理论家也往往从生态危机来展开对于现代性的反思。风险社会的主要来源不在于自然，而在于拓殖自然的制度与技术。从现实根源的角度讲，肇发风险社会的制度与技术背后的力量，实际上是贪婪的资本逻辑。然而更需要追问的是风险社会背后的哲学逻辑，为何风险社会紧随工业文明悄然而至？

　　我们认为，社会秩序是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制相倚中不断地变迁与演进的。价值理性指向的是人类的意义世界和未来秩序，而工具理性却指向当下的效率、效益目标。工具理性的扩张，收获的是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技术进步。工业社会正是工具理性极度泛滥的阶段，人们沉浸于制度与技术带来的无比的物质快感与财富成就中。工具理性不仅在经济领域得到高度推崇，而且无可避免地渗透到了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工具理性实际上已经主导了整个现代化进程。工具理性泛滥的悲剧性结果，在于工具理性对于社会秩序的全面侵蚀。国家希冀以工具理性确立的秩序规则来化解风险，从而不断地强化自身的力量与范围。然而正是现代制度的弊端滋生了这些风险，以政治为核心的规范和体系的高度精细化，遮蔽了隐藏其中的自身风险。正如斯科特所言，“多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国家发展的悲剧都来源于三个因素致命的结合。第一个是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极端现代主义’可能是表述这种雄心的合适词。第二个因素是毫无节制地滥用现代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第三个因素是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③因此，作为传统现代性基础的工具理性，在创造了世界的同时也种下了毁灭世界的种子。价值理性的动态发展过程，迟缓于工具理性的急速膨胀过程，工具理性的不断堆积与孽生，使其成为强大的统治性力量和惯性动能而陷于不可控制，由此揭开了风险社会的历史帷幕。是故，“风险恰恰是从工具理性秩序的胜利中产生的”④。

　　2.风险社会的全球图式

　　风险社会衍生于工业现代性的过度伸张，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理应率先置身于风险的语境之下。然而风险何以超越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成为人类必须共同分担的全球图式？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有助于我们理解风险社会的内在逻辑。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对工业社会的一次消解，“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是分配财富，分配好处；而风险社会的中轴原理是分配风险，分配坏处，分配危险”⑤。导致分配财富到分配风险的中轴转换的逻辑，在于工业社会在创造高度生产力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风险因素和无法预测及意识不到的不确定的风险。技术和制度对世界的改变越大，隐藏的风险也就越高。风险在没有排除的情况下只能不断地堆积叠加，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强烈的共振。不仅在生态领域，在政治领域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可能。风险制造同样遵循着财富制造的外部性原理，即风险的主要制造者在自身承担风险的同时，也把大量的风险转嫁到了其他主体身上，且这种风险是不可耗尽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风险的穿透与侵袭能力大大增强，如果说欠发达国家被迫卷入了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那么风险社会又一次把它们裹挟其中；而风险的飞回棒效应使得发达国家同样无法逃脱风险的境遇。正是“由于‘时空抽离化’(时间与空间相分离)和‘脱域机制’(空间与场所相分离)的不良作用，任何一种社会风险都将呈现出全球化效应，都可能是意外后果或副作用的全球化效应的一个组成部分”⑥。风险社会并不是人类自愿选择的结果，但风险却成为了跨越国界的整个时代的标志性特征。

　　3.风险社会的实质

　　按照贝克的理解，风险社会首先是终结了自然和传统的一个概念，风险也由此获得其社会性的定义扩展而主要指社会风险。“当代社会的风险问题在本质上体现为社会性、集团性、结构性”⑦。正是社会风险不可剔除的政治要素与社会要素，使风险社会问题最终需要还原到社会秩序的风险上来。为了应对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国家别无选择地以制度与规则来增强其结果预期的确定性。但是制度化的风险使人所建构和控制的制度规则并不能有效地化解风险，反倒是衍生其他各种风险的根源与诱因。由此，风险的制度化转化为制度化的风险，并陷入悖论式的死循环：一方面，风险的控制与治理依赖于对制度结构本身的调整与优化，甚至创制新的制度结构；另一方面，变动的制度结构又在不断地制造风险，并且制约与限制着人的活动。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使制度与规则不能自身求解而陷于不可治理状态。因而，作为现代社会公共治理体制核心的民族国家，其自身最大的风险在于对抗风险成为首要职能而形成强力偏好，并以官僚体系的封闭性排斥社会治理结构的合理分权，从而在根本上忽视了制度创制能力与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