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颖，倪超，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王颖(1973—)，女，河北唐山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人口学；倪超(1988—)，男，江苏盐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和政府经济管理。

　　内容提要：使用19个亚洲国家、1960－2010年的面板数据，比较了印度和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及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预测了中印两国人口发展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样本期内，中国人口转变因素解释了人均GDP增长的35.3％，而印度为29.1％，态势上，印度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平稳上升；而中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点之后开始下降。未来发展趋势上，中国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会在本世纪30年代变为负数；而印度在2050年前一直维持较大的正值。

　　关 键 词：人口红利；人口转变；经济增长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CRK004)“劳动年龄人口需求变动与就业策略研究”；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ADA10098)“北京市二、三产业对大学生就业吸纳能力的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4)04－0011－09

　　1 导言

　　中国和印度有很大相似性：都是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人口基数最多的国家，又同属新兴经济体中的金砖国家，有着强劲的发展态势。然而，尽管有很多相似性，中印两国间仍有很多差异，其中最大的不同之一在于人口政策。20世纪50年代以来，两国都面临着因人口基数大且增长速度快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为此，两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人口控制政策，但由于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因素，两国人口发展道路产生了差异，中国通过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快速增长，而印度由于宗教与观念等原因，最终放弃人口控制政策(孙怀阳等，1994)。不同的人口政策带来了迥异的人口状况，包括人口数量、结构以及结构转变带来的经济效应。

　　由于死亡率下降幅度大于出生率，因此中国的人口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表现为人口的快速增长；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出生率大幅降低，人口总数的增长开始减缓；而印度虽然从1951年开始提出计划生育的理念，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计划生育诊所的国家，但由于宗教、社会等各方面因素，印度在降低人口增长进展过程中相当缓慢，人口生育水平在2000－2040年间仍将处于更替水平之上，人口总量预计在2030年将超越中国(联合国，2010)。印度的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速度都很缓慢，但较同步，因此人口增长率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从人口转变模式上看，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死亡、高出生，高自然增长率模式转变成低死亡、低出生，低自然增长率模式，中国将步入稳固型人口结构的国家行列，而印度人口转变相对缓慢。

　　如果说，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试验，那么印度可以当仁不让地成为对照组。一方面，对比两国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状况，能够提供由政策引起的直接后果的对比，从而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人口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转变的经济效果，也能为世界其他国家制定政策提供范例和参考。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来说，也给我国的人口问题与人口政策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劳动力供给、投资和储蓄、收入分配和资本流动等因素，进而作用于经济发展。总体而言，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为：一是供给方面，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将改变劳动力的供给市场；二是需求方面，人口结构转变将影响投资、总消费、储蓄和国际资本流动。在此背景下，Bloom等(1998)在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东亚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首次提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gift)，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期，人口增长率下降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中的少儿比重大幅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显著上升)所带来的利益。在此基础上，Mason和Lee(2004)将人口红利细划分成两种：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其中第一人口红利指出生率下降导致劳动适龄人口占比上升和劳动人数供给增加，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又称“成分效应”；第二人口红利指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变化，“理性人”会在生命周期内重新安排自身消费和储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阶段，“理性人”理性行为的结果表现为高储蓄率和资本供给，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又称“行为效应”。

　　众多学者对亚洲国家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Bloom等(1998)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起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差异产生了所谓的人口红利，他们研究发现，人口红利能够解释三分之一的东亚高速经济增长。之后，Bloom等(2003)采用时间序列与截面混合的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运用改进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得出了相似的结论。Kelly和Schmidt(2005)扩展了Bloom的分析模型，将人均产出分为两个部分来解释：人口的结构转变和生产率增长。其结论是：1960－1995年，在世界范围内，人口转变因素可以解释人均产出增长的20％，并且在亚洲和欧洲，人口转变因素的作用更大。Kannan Navaneetham(2002)对南亚(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视窗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作用(菲律宾除外)。

　　关于中印人口问题的对比方面，Markus(2010)认为俄罗斯和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越发严重，人口生产率降低等原因引起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而在未来30年里印度的经济增长将会由于巨大人口优势独领风骚。Suhas(2008)通过研究分析得出金砖四国虽同为不可小觑的新兴经济体，但未来发展情景各不相同，他对比了四国的消费、人口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得出未来印度具有较强经济增长潜力，是活力最大的国家。Choudhry(2010)等认为中国已能够利用人口转变过程提供的增长潜力，而印度是否能意识到增长潜力仍有待观察，同时预计2005－2050年人口结构转变，将对印度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而对中国有负面作用。李建新(2005)从人口学角度比较了中国和印度，认为中国在劳动力数量、劳动力总抚养比、人口素质等方面都比印度有优势，但长远来看，中国未来人口结构波动明显，加之老龄化问题，印度会在劳动力数量等方面超越中国。华民(2006)认为中国相比于印度，在市场化、对外开放模式、经济增长、劳动力等方面均占优势，由此在未来发展前景上中国依然会好于印度。

　　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很大拓展空间，首先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研究，对于中、印两国人口问题的比较还停留在描述层面，量化比较则严重缺乏。大部分研究致力于对比中、印两国劳动力数量和素质等因素，比较两国劳动力未来的优劣势，进而预测出两国未来发展前景，而不进行两国间定量比较就无法得出两国受益于人口结构转变的具体好处，也无法准确推断出两国未来面临人口问题的时期，因而对于具有时间效应的政策制定不具备实际指导意义。

　　二是已有的研究或是直接分析人口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或是直接将人口变量引入Solow－Swan模型。而对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分析比较薄弱，这让研究结论缺乏理论支撑。尽管人口结构转变因素是本文关注焦点，但它仅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因此需将人口变量与其他变量一起纳入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各地区技术进步一致并且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条件下，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经济差距将逐渐缩小，最终达到经济增长的趋同。假设技术进步外生，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如果各个国家技术和偏好差异不大，进而经济增长均衡状态相同，那么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快于发达国家，且最终会到达同一均衡状态。俞培果和蒋葵(2006)研究指出：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对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或区域，及部分欠发达国家或区域作了收敛检验，结论较为一致，即：在同质国家或区域分组中存在绝对收敛，也称俱乐部收敛；在大量区域或国家内部的样本以及大型国家样本中发现了条件β收敛。这一结论提示我们分析人口结构转变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需要结合已有的经济收敛理论来构建模型。

　　三是在样本方面，已有西方的研究集中于围绕发达国家进行，对于这样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仍存疑问(唐代盛，2012)，国内的研究基本上是使用中国省级单位数据，缺乏国家层面的比较分析，进而无法提供国家层面的实证比较。此外，以省级数据得出的结论推之于国家层面，也有待商榷；而来自亚洲国家的大样本数据提供了人口转变处于各个阶段的国家、地区的信息，同时又隐含了亚洲国家之间的地缘联系和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因而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同时样本的差异性也是取得显著性分析结果的先决条件(Choudhry,2010)。

　　四是在中、印两国比较中，一些具有重要意义事件的影响没有考虑，对于两国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与经济事件的把握，可以更好地辨析两国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改变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对于印度，20世纪90年代初实施改革等这些重要的历史节点对于两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该在研究中纳入。

　　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本文以经济收敛理论为基础，建立了理论模型，使用19个亚洲国家、1960－201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比较了印度和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以及计算了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后提出了吸收人口红利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