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客型组织的行动逻辑

　　——中国工会角色研究述评

　　摘要：中国工会是执政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组织，它承担着“两个维护”的双重工作任务，在理论上扮演着一种“第三方”的角色，其工作方式也有着区别于其他国家工会的独特性，本文称之为一种“说客型组织”。然而，这种“第三方角色”又经常会使中国工会组织在实践中面临角色冲突的尴尬和各种艰难的“站队”选择，并最终失去这种理论上的“第三方”身份优势，甚至被迫退出参与特定劳动关系事件的协调处理。而这也构成了当前中国工会组织的基本行动逻辑。

　　关键词：中国工会 两个维护 说客型组织 行动逻辑 研究述评

　　作者简介：辛允星，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

　　一、引言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现代化建设，中国正在变成一座“世界工厂”，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中国形成；这个阶级的命运及其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学关注的中心问题。[1]然而，一系列劳动纠纷事件证实了体制转型期中国劳动关系的严峻形势；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目标的支配下，各级地方政府在劳资关系处理上更倾向于保护资方利益，压制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利益主张，这导致劳动立法和司法也难以保护好劳方权益，企图依靠资方的自我约束来保障劳方权益更是“缘木求鱼”。[2]因此，如何通过工人自身的力量和组织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就成了思考改善中国劳动关系形态的基本切入点，工会组织也理应成为这一思考的焦点话题。关于中国工会组织的大量既有研究证明，在严峻的劳动关系形势下，工会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取得了职工权益的“代言人”资格，但这种资格无疑正面临民意授权不充分的现实考验。[3]由于受到各种政治与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中国工会难以承担起代表和维护工人权益的角色。[4-8]中国工会正面临着组织庞大与发挥作用极不相称的艰难局面，因此急需通过自我改革完善，担负起自己在社会转型中的责任。[9]

　　以上观点虽然得到了大多数劳动关系案例的验证，然而现实生活中又确实存在着例外的情况。有研究就通过对深圳“盐田国际”罢工事件的考察指出，中国工会的理性行动可以使职工权益自救这种风险大、社会成本高的非合作博弈转化为制度框架内的合作博弈，如此则可以在“双维护”目标的基础上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发挥重大作用[10-11]。也有研究发现，浙江义乌工会在维权工作中的创新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所扮演的新角色促进了国家(公务机构)和社会(服务需求方)的整合，这样的社会整合机制填补了中国既有体制所造成的“结构洞”①，同时促进了双方的良性互动。[12](PP194-204)甚至有人明确指出，义乌工会创造的“社会化维权机制”破解了工会维权缺乏手段这一难题[13]，这些研究结论和观点都体现了对中国工会组织的某些乐观认识。

　　面对以上两种态度上截然相反的观点及其背后的事实依据，我们应如何加以辨别认识？中国工会参与劳动关系处理的一些成功案例和更多的失败实践并存，其深层次的原因何在？在当前复杂的劳动关系形势下，中国工会到底是否可以有所作为？若要对以上的问题给出一个答案，就应该首先去了解中国工会组织有着怎样的行动逻辑。

　　二、中国工会的双重角色和职能

　　在关于中国工会的既有研究当中，其角色定位与职能发挥是讨论最为热烈的焦点话题。众所周知，中国工会组织与他国工会相比有着显著的独特性，核心的体现就是它所承担的双重政治任务，即“两个维护”。《中国工会章程(修正案)》总则提到：“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而《工会法》也同样规定：“维权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此外，中华全国总工会还明确指出了中国组织工会维权的五项主要原则：一、坚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二、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三、坚持两个维护相统一；四、坚持依法维权；五、坚持维护和教育相结合。由此可见，中国政治体制向工会所赋予的各种“兼顾性话语”实际上正是中国工会的基本法定职责所在，这就直接导致了它们在参与协调劳动关系的工作过程当中所使用的武器既不是政治权力，也不是维权抗争，更不是经济制裁，而是各种形式的“思想劝说”；这样的一种特殊工作方式又经常迫使其在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处境中扮演起某种“说客”角色，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的工会称之为“说客型”工会组织。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会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的角色与地位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之前的革命性力量转化为“建设性”力量，成为了执政党和政府联系工人的桥梁，因此，工会在党和产业工人之间扮演着传送带的角色。[14]传统的单位制工会作为职代会的秘书机构，实际上扮演着上传下达的职能，从而实现了两种功能：一是形成了单位的利益组织化，二是分化了不同单位之间工人的联合行动。[15]可以认为，中国工会具有了两层角色：国家政权型组织和工人代表性组织。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这两种身份并没有形成冲突，二者之间的冲突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6]伴随着大量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或者私有化)改革和私营企业的涌现，传统的劳动关系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工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其核心体现就是更难以摆正自己的位置和取信于工人。有研究通过对湖北省三家国有企业的调查发现，工人对工会的不满可能缘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工会组织文体活动和发放福利的传统职能丧失；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工人对于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利益而感到失望。[17]这种结果是中国工会双重角色和职能并存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推行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受自身性质特征与力量来源的影响，工会实际上履行了两种性质的组织应该履行的职能，即“维稳”和“维权”；而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外部维权和社会化维权方式，虽然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无法消除劳动关系矛盾的根源，也不足以达成企业内劳资力量的平衡。[8]在这种背景之下，工会传统上的双重角色定位与新的劳动关系形态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因此，它们在日常工作中往往会陷入“职能定位混乱”的泥潭。工会既没有权也没有钱，要起到桥梁与纽带的作用，只有在与社会各方面的沟通中来协调劳动关系，因此，协调劳动关系就成为了工会维权的主要方式。[18]然而，劳动关系中的各种矛盾与纠纷并非可以由一般性的协调工作就可以化解掉，特别是在一个处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阶段的国家，这种情况尤其突出，那么工会的这种工作方式自然不容易取得明显的成效，双重角色自然也很难同时顺利扮演。

　　受到现实条件的多种限制，中国工会难以在“维权”工作中取得重大成果，那么该组织的“功能合法性”必然受到伤害。为此，各级工会组织尝试从其他方面的工作中求得补偿，其中，传统型的各种社会功能(诸如组织文娱活动、开展慰问、从事思想教育)以及对生产活动的直接参与就成为了其理想的选择。有研究发现，工会主动介入企业的生产管理过程，选择在“做蛋糕”而不是“分蛋糕”问题上获取政绩，既逃避了从事“维权”正业的各种风险，又容易获得劳动关系双方的认可。[7]因此，工会的干部和普通会员更关注工会的社会功能性，而其利益代表性则位居其次，[19]这种现实情况生动地印证了中国工会组织面对当下劳动关系形势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尽管这种选择背后实际上也隐含着诸多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