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对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探索中,学者们提出的“农村城市化”路径其实是西方国家发展的一般性路径。以评论徐杰舜和贺雪峰二教授的“新乡土中国”概念为导引,将反思工业化发展的弊端作为前提,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考察村庄的本性及其意义,进而探索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性路径。　　

　　关 键 词:　新乡土中国/村庄本性/盛世危言/中国路径

　　作者简介:朱炳祥(1949～),江苏靖江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引言:“中国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村现代化路径之探索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发端,至今已有一个世纪。在这一百年的探索过程中,乡村建设的主调并不相同。“五四”时期,毛泽东提出新村主义,以财产公有,服务共享,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为理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有意识地改造乡村以实现现代化的实践。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政权之后,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农村的社会改革主要是以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中心。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为开始的农村社会改革,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乡村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五个方面,标志着新的历史阶段的中国乡村现代化建设开始。

　　关于农村现代化,法国学者孟德拉斯1967年出版的《农民的终结》可以代表西方的一般性路径。该书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在欧洲这一类的发达国家,农民作为一个传统的阶级已经终结。“在一些人看来,这本书所辩护的是农业的工业化、小农的死亡、具有现代意识的农业大经营者的胜利和农民家庭的解体。”[1](P273)欧洲是工业文明最先发展的地区,老牌的工业大国经过现代化进程,农业人口占据很少的比重,如英国农业从业人员在全部就业人员中的比重不到2%,美国在21世纪初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仅占总人口的0.9%。法国虽然是欧洲传统的农业大国,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农民也仅占总人口的16%,到了70年代降到10%,90年代又降到4%。这就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西方背景。

　　然而,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的农业人口在传统社会中占80%以上,在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随着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当前的农业人口有所减少,但就农村人口而言仍有9亿多,占13亿人口的70%。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的路径似乎不证自明:走西方道路,减少农业人口,加速城市化的进程。因此,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农村、农业、农民”这个“三农”问题以及近年来“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村落终结”这个“新三农问题”,大都环绕着“城市化”这一方向而展开讨论。在近几年的打工风潮中,已经有近三亿农民进城了,一些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们还在呼风唤雨,说按照(西方)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城市人口要达到多少多少才是工业化的标志;接下来的问题是:继续让数亿农民涌进城市。这是何等的壮观景象,是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遇到的“中国问题”。

　　“城市化”到底是否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的必然与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