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遭遇离家离乡后的身份危机，“我是谁”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身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多维度、多层面、依附于多场所和多方向的复合性社会结构意义层面的表述。

　　社会学视野中的“身份”是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它不仅规定了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层序列中的纵向关系,同时承载了与某种特定地位标签相关的符号和有形价值。步入现代社会以后,社会身份才被问题化并广受关注。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的全球扩张所伴生的时空压缩和人口大规模迁移,社会身份逐渐脱离先天因素的重重束缚,获得被改变和重塑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遭遇离家离乡后的身份危机,“我是谁”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身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多维度、多层面、依附于多场所和多方向的复合性社会结构意义层面的表述。

　　在青少年身份建构研究中,不少青少年被贴上了“反学校文化”践行者的标签,研究者假定彰显主观能动性的唯一途径便是学生亲身参与和建构“反学校文化”,并且疏于分析学生厌学行为的产生机制,想当然地将厌学行为与“反学校文化”勾连起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西方理论被奉为难以逾越的分析框架,批判思维常受制于急于盖棺定论的心态;另一方面,研究者缺乏“变熟悉为陌生”的能力,未能深入剖析现象本质。

　　身份政治化的分析框架是指,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审视青少年的校园身份建构策略,获知身份的政治意涵,从而预见该群体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未来走向。身份政治化源于社会成员对社会身份的认知与社会整合和社会变革之间的紧密关系,也与作为“社会炼金术”的学校教育本质相关。置身于为再生产社会分层结构服务的学校教育中,青少年是消极地接受宿命,还是积极应对?英国学者保罗·威利斯认为,工人家庭的“小子们”建构的“反学校文化”本质上承袭了其父辈的“厂房文化”:青年们通过主动放弃学业、酗酒、挑战教师权威、鄙视少数人种和排斥脑力劳动者来彰显自己的文化样式。威利斯的经验结论能够“测量一个社会的进步水平”,但学做工的青年们无法改变社会现状。他们虽然(片面地)看透了精英主义教育的本质和自身困境的制度根源,但却用主动选择以自我放弃的方式延续了父辈的社会境遇。

　　对《学做工》的反思引发了“谁是改变社会的行动者”的争论。首先,当关于身份的讨论过于政治化时,那些无政治意图的厌学行为可能会被归入“反学校文化”的表达形式,也许这些行为仅仅是表征了青少年亚文化的其他样式。过分政治化分析思路的必然结果是将“反学校文化”视为天然的在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反学校文化”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我国学校中是否存在“反学校文化”不能仅从学生是否表现出了“小子们”那样的厌学行为来判断,而是要深入追问厌学行为产生的具体动因。只有青少年受对制度安排的不满和批判所驱动时,其厌学行为才具备“反学校文化”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