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城乡二元之间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城镇化发展的地区不均衡性，导致县域城镇化质量较低，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具体来说，相较于东、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县域层面的城镇化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同时，作为农民走出农村的第一站，无论从吸纳、转化农民的数量方面，还是从整体发展的水平层面，中部地区县城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新形势下推进城镇化建设，关键在于提升中部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尤其是城镇化质量的提升。结合安徽涡阳地区的经验，可以通过以人为本的“三型”政策的衔接，形成合力，构建一条提升中部县域城镇化质量的路径。

　　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提升中部县域城镇化的质量

　　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规模巨大，地区发展不均衡，城乡差别较大的国家来说，实现城镇化是消弭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弊端的基本途径，是促进第二、三产业快速发展的加速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目前，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严重滞后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 年的17.92%发展到2012 年的52.57%，城镇人口数量超过了农业人口数量，与世界银行数据公布的2012年世界平均城市化率53%的水平相当。[1]2016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比2012年末提高4.7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收集的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初，我国的城镇化率平均为57.35%。[2]我国城镇化规划提出，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左右。[3]

　　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实现更高质量的城镇化这一重要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所谓城镇化的质量是指城镇化的健康状况，即需要避免或克服一系列常见的问题或城市病，以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协调，人口非农化与人口城镇化的有机协同，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建设和管理相互适应。而这些“问题或城市病”则主要指“半城镇化”现象突出，具体表现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不同步，两个非农化（农民到非农产业就业和成为市民、农业用地转变为工商业和城镇用地）和城镇化不协调以及“被城镇化”、大跃进城镇化和“贵族化”城镇化等现象。[4]

　　因此，克服上述质量问题，提升城镇化质量成为我国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重中之重。从区域来看，相比于东部地区，提高中部地区城市化的质量，特别是中部地区的“县城城市化”的质量无疑是重点，也是难点。中部地区是典型的农业区，比较优势不突出，难以通过产业聚集、特色旅游，或发展商贸市场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而且在新一代农民工进城的“大潮”中,是分层次、分级“进城”的，从中心镇、县城、地级市、省会到一线大城市，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进城资本”和“融入成本”，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化”。直接“面向”乡村的各地“县城”，将成为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前哨”，也是最容易“融入”的城市化“第一站”。[5]

　　因此，提高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质量关乎我国现阶段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所以，有必要总结我国中部地区县域政府因势利导，推进和治理城镇化的相关经验教训，进而深化对提高城镇化质量一般路径的认识，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