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家与社会”是社会科学界的基本命题之一，缘起于西方的政治哲学论争，其发展经历了前工业化时期的“一元论”到“二元论”的演化，工业化时期的“社会中心说”与“国家中心论”的并存，以及后工业化时期“社会中的国家”与“制度与生活”的整合性尝试，逐渐成长为社会科学界的主导性分析范式之一。但近年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也明显呈现了一种“边际效应递减”、学术累进趋缓的困境。文章以学术脉络的阶段分期为主线，围绕“国家与社会”的范式生产与知识建构，进行学术梳理、对话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进行国家与社会范式的综合性分析，以期为突破现有的研究瓶颈贡献力量。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 纷争与整合 范式变迁 国家中的社会　

   作者简介：侯利文，博士，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管理工程与科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学、社区治理。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2批面上资助一等项目“城市社区治理中社会工作介入的整合性服务模式建构研究”(2017M62013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16ZDA078)。

　　“国家与社会”是社会科学界的基本命题之一，其缘起于西方的政治哲学论争，争辩地焦点在于，“社会先于国家”抑或是“国家高于社会”，洛克、孟德斯鸠与黑格尔开此先河。在学术史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前工业化时期的“一元论”到“二元论”的演化，工业化时期的“对立性”与“同一性”的并存，以及后工业化时期“互动论”和“多元化”争鸣三个明显的演化分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乔尔·S.米格代尔(Joel S.Migdal)“社会中的国家”范式将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转向了一个全新的问题论域和发展空间。无独有偶，肖瑛也从“制度与生活”的视角进行了综合性尝试，研究具有启发性。而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范式与方法进路又开始了新的整合性尝试，一系列中观和微观角度的研究产生并逐渐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研究中“宏观议题的微观切换”。

　　但整体来看，经典研究之后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也明显呈现了一种“边际效应递减”、学术累进趋缓的困境。①那么，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到底历经了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路径，其缘起与发展，其纷争与对立，其整合与反思各自解决了什么问题、又面临着什么新的困局，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与深化，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文章以学术脉络的阶段分期为主线，围绕“国家与社会”的知识生产，进行学术梳理、对话与反思，并重点与“社会中的国家”与“制度与生活”等综合性的尝试进行对话，以期为突破现有的研究瓶颈贡献学术力量。

　　一、从“一体论”到“二元论”：国家与社会的初始缘起

　　国家与社会的初始缘起，主要指涉前工业化时期的时空场域，其基本特征为，从“一元论”到“二元论”的发展与演化。此一时期的整体社会特征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尚未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都极为简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思想家眼里以朴素的“一元论”为主，直到中世纪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才开始出现了国家与社会“二元论”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