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船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和思想文化资源。面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及基层工作者尤其需要大力传承和弘扬红船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从而为人民的幸福和国家民族的复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红船精神 基层社会治理 基层党建

   作者简介：张卫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新民主主义革命教研室主任。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亟须解决的难题之一，关系着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重视制度建设，又要关注优秀传统文化及革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进而充分激发人们的思想活力和创造力。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广大党员干部就必须要大力传承和弘扬“红船精神”所蕴含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时刻以党的初心和使命为动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努力为人民的幸福和国家民族的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红船精神”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红船精神源于建党时期的革命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承载着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可谓山河破碎、国弱民贫、政治动荡。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历史上，中国同22个国家共签订了754个不平等条约。特别是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了北京城的大门。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华民族是带着被外敌攻占首都、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深重耻辱跨入20世纪的。辛亥革命后，中国人一度对中华民国充满希望，但是，政局的动荡使人们无以为生。“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生动反映了人们的悲观失望情绪。据统计，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仅总统及代总统就有15位之多，总理或代总理共31位。鲁迅用“城头变幻大王旗”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成为中国人的最大追求和目标。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形容当时中国人的追求和梦想，是十分恰当和准确的。实际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建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要实现这一目标。

　　面对山河破碎、国弱民穷的现实，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一责任。1919年8月4日，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大联合》一文，十分豪迈地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他也是充满自信，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周恩来在青少年时期也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愿，并与同学约定“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们这种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担当意识和家国情怀，构成了早期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

　　抱着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愿望，在林林总总的各种思潮中，他们站在时代前列，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认为，惟有共产主义能够解决近代中国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直言不讳地表明了态度，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毛泽东指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改良是补级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认为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还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都解决不了问题，唯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在此认识基础上，毛泽东确定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周恩来是在赴欧洲勤工俭学期间，逐渐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郑重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蔡和森在反复比较之后，也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说：“我近对各种社会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刘少奇在回顾自己的思想转变时，更是明确地说：“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

　　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们逐渐将实现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告：“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1921年7月底8月初，当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明确宣布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第一个纲领中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指导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纲领的这些内容，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设想，体现了党的最终理想与目标。由于党的第一个纲领是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通过，因此“红船精神”也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和目标的重要象征，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