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度流动的大都市，更多要靠一种公民意识、以及一整套完备的社会救护体系。 澎湃新闻记者 高征 图

　　外滩踩踏事件又一次使人们意识到，城市生活具有脆弱的一面，尤其是特大城市，其脆弱性也许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一直以来，对于城市灾难，公众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安全感和对政府应急能力的高度信任。但悖论式的实际情况在于，我们的防灾意识和各方面的应急能力，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

　　从某个角度看，依赖政府的心理使得个人在灾难面前常形成束手等待救援的局面，缺少立即反应的能力，这不得不使我们反思：一个政府和专业机构之外的社会救护体系有多重要。

　　实际上，上海城市史上，本来书写着悠久的社会共助传统。当年靠的是传统共同体和旧式社团，而今天在高度流动的大都市，更多要靠一种公民意识、以及一整套完备的社会救护体系。

　　救助的能力实际上就是一种公民的能力。“一个人只有从小到大培养了社团合作的意识和能力，那他才能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参与制定规则、自觉配合团体合作行动。”

　　以上观点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陈映芳教授，澎湃新闻就此对陈映芳教授进行了专访，下面是她的深入剖析。

　　对于灾难，公众曾经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安全感

　　关于城市生活安全的脆弱性对每个人的威胁，上海市民曾经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安全感和对政府应急能力的高度信任。

　　应政府相关部门的委托，2008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上海市范围的灾难应对情况调查，其中包括市民问卷调查。当问到“您现在是否担心重特大灾害事故”时，受访者中回答“不太担忧”的占了42.9%、“一点都不担忧”的占了18.8％，与此相对照，回答“比较担忧”和“非常担忧”的分别只占到13.1%和3.9%（其他为“一般”，下同）。

　　在回答对政府防灾的应急能力的信心时，受访者中表示“很有信心”的占30.7%，“比较有信心”的占44.8%，回答“不太有信心”、“没有信心”的一共只占4.9％。

　　当问及对上海目前防灾体系建设的看法时，表示“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分别只占到2.4%和0.3%。与此相类似，受访者对政府所作的防灾宣传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但是，悖论式的实际情况在于，当我们问到假如发生重特大灾害事故，你是否知道“自己疏散掩蔽场所的位置”时，回答“知道”的却只占29.4%，有40.2%的受访者回答“不知道”，30.2%的受访者回答“只是听说过，具体地点不清楚”。另外，71.3%的家庭都表示没有购买过灾害事故保险。

　　这些数据说明上海市民的灾害意识非常薄弱，同时对国家救灾是高度依赖的。我们对这些数据感到很担心。

　　这种情况多少与长期以来防灾救灾教育培训的不足、以及我们的救灾体制有关。上海2003年的SARS应对模式靠的就是政府一管到底的方式，这被称为“上海经验”。当时居委到一家家敲门发口罩，对外来人口的控制是非常到位的。这也使得公众产生了“上海政府能力很强，我们可以放心”的心理。

　　而且我们的公民教育以及媒体对城市生命安全/生活秩序的脆弱性都强调得很少。这次外滩事件发生后，我们看到不少人在关心高空抛洒代金券的事。很遗憾人们的讨论和政府的回应大多纠结在它到底是不是引起踩踏事件的直接原因这个问题上。市民应该具备基本的知识和行为规范：城市中任何高空抛物行为都是必须被禁止的，尤其在人群聚集的情况下，高空抛物必然会造成直接伤害或人群骚乱，这样做不是无知就是恶意，这种行为无论其实际后果如何，都应该受到惩罚，城市应该有相应的法规，并被普及。

　　当然，我们的问卷调查是2008年进行的，那以后上海曾经在世博期间实践过一套自上而下的应急体制，后来还发生了胶州路公寓大火事件，中国和世界各地，也不断有重大灾难发生。这些都会带来变化。虽然我们没有再做追踪调查，但从各种信息看，人们的防灾意识、以及政府的防灾体制都有了较明显的改变。譬如在各地的公交车爆炸案发生后，我们的公交车上现在都有了逃生窗的标记和工具。但是跟国际上一些国家比，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比如城市中所有人群聚集的室内场所都应该有逃生窗，我们在日本的餐厅和旅店现在都可以看到。中国也应该尽早普及。还有我们现在的建筑，我们看到国外不少城市的大楼都有室外逃生楼梯，我们现在还没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