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中后期，经历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疯牛病等事件，风险问题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风险”一词已经超越了经济语义,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德文版的《风险社会》一书,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贝克指出，人们正置身于一个危机和风险的社会之中。核能、多种类型的化学与生物技术产品等技术挑战以及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生物多样性的消灭等持续的威胁性的生态破坏现象等愈演愈烈,已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遭受着严重的生态安全的威胁。

　　立于风险社会的背景中，对风险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从自然科学的风险技术评估扩展到风险的社会科学研究，如经济学的风险分析与心理学的心理测量范式。然而，在一些学者看来，风险研究发展的模式显示出一系列的分离趋势，如“技术的”和“社会或可感知的”灾害分析的分离，风险的社会学研究和政策分析研究的分离等。那么，在这种形势下，风险研究是否提出了综合或整合的要求，新的风险研究框架是如何回应已有研究的分离的，其应用进展如何，以及新的框架对中国的风险研究和沟通决策的意涵如何？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对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的研究予以整理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在中国风险研究中应用的必要性及对风险沟通实践的意义。

　　一、风险社会放大的概念框架

　　“风险研究的分离趋势已经明显地在提高我们对风险、其社会根源与社会意义及其对社会结构嵌入的理解方面起到严重限制作用。我们需要更加全面的新方法，这些方法既要融合风险的技术概念与社会概念，又要能够增加和吸收不同的社会理论，并把新出现的拥有经验知识的支离破碎的制度和群体联合起来，认可不同的知识来源途径”。在这种整合和吸纳不同方法和理论的趋势要求下，1988年6月，克拉克大学决策研究院的研究者们提出一种新的框架，称为“风险的社会放大”（简称SARF），用来分析风险问题。它致力于回答风险分析中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为什么有些相对较小的风险或风险事件，正如技术专家所鉴定的，通常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并对社会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为回答这一问题，风险社会放大框架将风险的技术评估、风险感知和风险相关行为的心理学、社会学研究以及文化视角系统地联系起来，认为“风险事件与心理的、社会的、制度的和文化的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增强或减弱公众的风险感知度和相关的风险行为。行为模式，以及继而产生的次级的社会或经济后果，也有可能增加或减少物理风险本身。次级效应激起对制度反应和保护行动的需求，或相反（风险减弱的情况下）阻碍必要的保护行动。这样，风险体验的社会结构和过程，对个体和群体认知产生的后果，以及这些反应对社区、社会和经济造成的影响，共同组成了一个一般现象”。Kasperson将这个一般现象用“风险的社会放大”这一术语来称呼，由此形成了一个概念和研究框架（见图1）

　　Kasperson等认为，组成社会放大的信息系统和公众反应的特征是决定风险的本质和严重性的主要因素[3]。信息通过社会以及个体“放大站”加工。放大站一般包括：技术评估专家、风险管理机构、大众媒体、社会团体中的舆论领袖、同辈和参考群体组成的个人网络等。社会放大站通过沟通渠道（媒体、信件、电话、直接交流）制造和传输信息。每一个信息接收者都参与放大过程，成为放大站。这样，风险的放大有两个步骤：

　　第一步关注的是风险事件、各放大站之间的关系，以及放大站与公众感知和第一阶行为反应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信息过滤、信息编码、信息传递；将社会价值附于信息从而为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意义；与文化和同辈群体互动以理解和证实信息；形成忍受风险或采取行动抵制风险的行为意图。

　　第二步关注的是次级效应。在此，风险感知和行为的放大与次级影响之间具有直接的联系。根据Kasperson等的阐述，次级效应包括：持久的心理认知、图像和态度（反对技术的态度、对物理环境的疏离、社会冷漠、对环境或风险管理者的污名化）；对地方经济活动的局部影响；政治和社会压力（如政治需求、政治气候和文化的变化）；对其他技术的影响（如较低的公众接受度）和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如对公众信任的腐蚀）等。

　　次级效应扩散的模式也即Slovic所说的“涟漪效应”。一个不幸事件可类比为将一块石头扔进一个池塘。波纹向外扩散，首先波及直接受害者，然后是责任公司或部门，并到达其他的公司、部门和产业”。

　　需要指出的是，风险的放大并不只有一个向度。Kasperson在对风险放大的相关问题进行澄清时强调，风险放大的形成过程可以是扩大（放大）或降低（衰减）风险对社会造成的负担风险的减弱也很重要。在日常生活中，风险减弱的例子随处可见，如吸烟等，由于低估和较少采取措施，同样可以导致潜在而严重的消极影响。风险的减弱是隐藏型灾难产生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