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首先要解决的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于是，农民工服务也就成为社会工作开拓服务的新领域。因此，探索在现有制度下农民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方法，研究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过程中提升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归属感也就成为农民工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珠三角地区近年来的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实践为例，探讨农民工社会工作的新领域和新方法。

　　关键词：城镇化 市民化 农民工社会工作

　　作者简介：谢建社，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流动人口与城乡融合研究、风险社会与危机管理研究等。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主题。①市民化是指农民、尤其是在城里做工的农民适应城市并具备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的转化，以及传统劳动和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劳动和生活方式的转化。当昔日的农民从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个体劳动为基本生产方式，以及传统村落聚居制度，转化为机械化大生产和信息发达的城市聚居制度时，这种劳动力、资本及多种经济要素在空间地域上的高度集中和频繁流动，所产生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都是空前巨大的。②

　　一、农民工社会工作呼之欲出

　　(一)城镇化为农民工社会工作提供了大舞台

　　农民工进城务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特有的现象。1958年确立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直接导致了城乡资源分配不公，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在农民心目中向往城市的就业机会和较好的社会保障等。正是诸多利益的“诱惑”对农民形成了巨大的进城拉力。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土地报酬呈现相对递减的趋势，生产率提高缓慢而成本却迅速增高。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人数大幅度下降，农业收益也远远赶不上工业、服务业的收入水平，于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被“推”向了城镇。在“推力”与“拉力”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大量涌入城镇。如今，我国农民工规模已经达到2.69亿人。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有序推进农民市民化问题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然而，农民工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没有在城镇站住脚，缺乏稳定的就业和固定的居所。即使一些已经长期生活在城镇的农民工，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难以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和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成为被边缘化的群体和被“城市化”或“半城市化”的居民。④

　　当前，在“珠三角”城镇，社会工作蓬勃发展，社会工作涉及城镇居民、农民，但处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群体还有较多的空白地带，迫切需要我们去开拓。

　　(二)农民工用生命呼唤社会工作

　　2010年5月21日凌晨，21岁的富士康农民工南某选择用自杀继续着富士康悲剧的“N连跳”，这使得有着全球“代工王”之称的富士康，不到半年内农民工出现“N连跳”系列自杀事件。公众纷纷质疑，富士康不“健康”。年轻的农民工的生命在瞬间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反思远没有停止。社会在呼吁给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工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是需要农民工主动接纳。

　　人们情不自禁地要问，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应该是青春阳光、激情四射的花季里，为什么“前仆后继”地选择草草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不仅充分反映了富士康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而且也反映了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流水线上的农民工心理压力，再加上他们在恋爱、考核、奖惩及人际关系处理中，遇到困惑而带来情绪波动、思想郁闷、精神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需要人文关怀和社会公共服务。可是这些需求在企业里难以满足，富士康还不只是特例，而是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的集中反映。

　　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农民工悄然登上城镇化的历史舞台，并逐步成为新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怀着城市的梦想，但当他们刚进入城市，从熟悉的农村社会到陌生的城市社会易于产生一个“心理隔断期”，比较容易出现情绪的波动。农民工在进城之前或在城镇就业之前并没有做好充分受挫的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所以，他们抵御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较差，当一个又一个波折、失望、困惑来临而又无法得到及时帮助(如：富士康农民工心理上的失望，孤立，压抑和无助)，或无法通过自身心理调节实现心理转型，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导致心理抑郁和焦虑，形成心理疾病，在心理疾病特别是抑郁状况得不到及时救治和疏导时，最终就会导致严重的抑郁症。在社会精神救助体系不健全、社会救助能力薄弱的情况下，一些农民工就避免不了自杀的厄运。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富士康的自杀现象，而是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关注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富士康农民工“N连跳”事件给了我们一个警醒，政府、企业和社会不可忽视农民工社会心理素质的提升问题。在日本，企业有专门的心理健康保健组织，除了在员工有烦恼时提供咨询外，还要求主管及时注意员工心理状况，并定期实施心理诊疗。在美国，企业有专门的员工援助计划，有专业心理人员提供指导和咨询，为员工送上“心灵鸡汤”。富士康“N连跳”事件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只是为了钱，更多的是需要人文关怀，满足他们的社会心理诉求，使他们从社会身份的适应到社会心理的适应。

　　社会心理适应是农民工融城的重要标志。与社会身份适应相比，农民工在价值观念、社会心态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区别或者说差距是内在的，难以趋同。而农民工只有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才能有效地完成社会心理上的适应，才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城镇社会。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