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情原是中华文化圈中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与对方进行情感交换的有形或无形资源，是人与人交往相处应遵循的规范或准则，亦即一种看重熟人关系、讲究个人感情、热衷人际往来、隐含期权回报的人际交往理念。人情或人情传统在中国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农业文明生活方式、儒家伦理文化、封建人治模式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中国人情传统有着其特定的历史作用，比如构筑稳固的亲情伦理关系、培育温情脉脉式社会关系、维护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等，然而，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比如私利侵吞公义、人治取代法治、“外交”削弱内功等。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人情与法律、人情与制度、人情与规矩的关系，充分发挥人情或人情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正向作用，又有效抑制它的消极和负面影响。

　　The favor is of the tangible or intangible resources for people’s emotional exchang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ircle，and is of the rule followed by the peopl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ircle，which is the conception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f valuing acquaintance，paying attention to personal feelings，being interested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and containing return option.The favor tradition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way of agricultural life，Confucian culture，feudal rule mode and so on.And the favor tradition has its specific historical role，for example，to build solid family relations，to cultivate social relations full of tender feelings，to safeguard the stability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and so on.However，the favor tradition also has some negative effects，such as self interest embezzling righteousness，the rule of law displaced by the rule of man，“diplomacy” weakening the strength and so on.

　　关键词：人情/关系/脸面/儒家伦理/the favor/guanxi/face/Confucian ethics

　　作者简介：贺培育，姚选民，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贺培育(1962- )，男，湖南衡阳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姚选民，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政治学博士。

　　不可否认，中国人讲究人情，人情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林语堂认为：“缘于身价原理和阶层内平等观念[的影响]，中国人的一些社会行为法则便应运而生。这些行为法则就是中国人生活世界中那三条亘古不移的法则……这三条法则是事实上统领中国的三位‘缪斯女神’(Muses)。这三条法则的名字就是脸面(Face)、命运(Fate)和人情(Favor)。”[1]因而，在当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若要探讨有关人情方面扼制以权谋私问题，我们便不能不对人情或人情传统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进行深入探究。

　　一 何谓人情：内涵、类型与特征

　　在孔子之前，对人情的讨论比较少，对天道、神事的讨论则比较多。孔子以后，缘于周代社会结构及其秩序的逐渐崩溃，割据者急需人性、民情等方面智性资源的支援，人的性情或人情问题便成为了先秦思想家的焦点问题。加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比较关心治道，在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人情问题遂成为了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课题：“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孔子家语·入官》)在人情概念的萌芽阶段，人们注意到的人情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展现为与基本生存相关的“大恶”、“大欲”等问题。“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礼记·礼运第九》)人情的另一方面展现是人的道德倾向。“哭泣无时，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记·礼运第三五》)因而，人情的含义在一开始只是表示人本能上的情绪或情感[2]。

　　然而，缘于儒家知识分子对周礼的改造，即将“礼崩乐坏”情境下的家庭伦理上升为社会政治伦理，中国人的天然情感具有了两种独特的面相：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特定化，并被赋予了较强的私性感情色彩；另一方面，这种天然情感具有了“礼”的成分[3]96。作为社会规范的“礼”需要以人的天然情感作为基础，人情便具有了人“义”的含义。“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礼记·礼运第九》)后人常常把“情”和“义”联系在一起，“情义”和“天理人情”就这样出现了，主要意指天然情感、人际交往，以及伦理规范等之间的融为一体。

　　情与礼的关系是，情在先、礼在后，情为源、礼为泉，情为“材质”、礼为“雕凿”，这意味着：人情是人性的出发点，即人的本性不是理性，而是性情。由此，作为人情的表征，亲情似乎可以引申出世情，诸如恩情、交情、情面等，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世情的具体表现形态可以是一些无形的可交换资源，能交换有形资源，比如金钱、礼品等。另一方面，世情又具有超越其具体表现形态的规范性：一旦作为人情的亲情被严格规定为世情，即一种不可违抗的伦理关系，人情便具有了人义的规范效力，即一套关于人际关系的价值体系或行为规范[3]96-97。

　　以上对人情概念的思想史梳理也得到了《辞海》“人情”词条的印证：“(1)人的情感。(2)人之常情。‘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庄子·逍遥游》)(3)犹人心、世情。‘真伪因事显，人情难豫观。’(西晋欧阳建《临终诗》)(4)指婚丧喜庆交际所送的礼物。‘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唐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诗之二)(5)情面；情谊。‘[外上]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清李渔《奈何天·计左》)”[4]

　　人情的基本内涵主要有：其一，人情乃人之常情，是人们遭遇不同的生活情境时产生的一种心理情绪反应，是人性中内在本性的一部分，是一种自然的感情激发[5]。“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荀子·乐论篇》)其二，人情是社会中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与对方进行情感交换的有形或无形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物化的，比如金钱、礼品等；也可以是无形的，表现为活动或过程，比如提供便利、帮助等。其三，人情是社会中人们在交往相处时应遵循的规范或准则，亦即人们之间的相处之道，主要表现为两类行为：一方面，在平常时候，人们用互赠礼品、互相问候、拜会走动等方式与关系网内其他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当关系网内的人遭遇到贫病、困厄或生活上的重大难题时，其他人应当有“不忍人之心”，相互体谅，并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做人情”[6]。

　　然而，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说的“人情”主要是指第2种或第3种含义：常言的“人情”主要是与人们的实际生活相联系的、贯穿于人际互动过程中的能用于情感交换的有形或无形资源，亦是一种人际交往的“纽带”或准则。

　　关于人情类型，学界的主要分类有：(1)先天之情与后天之情[7]。(2)仪式性人情与日常性人情[8]。(3)“感恩戴德”型人情、“人情投资”型人情与“礼尚往来”型人情[3]206。(4)“礼尚往来”型人情、“急功近利”型人情与“知恩图报”型人情[9]。这些人情分类揭示出了人情的一些内涵或特性，但却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这些人情分类缺少分类的学理基础。基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不难发现，人情是一种“关系”，并且是一种会消失的暂时性“关系”。基于这种认识逻辑，“关系”的性质影响甚或决定人情的性质，“关系”的类型对人情的类型有巨大影响。依凭学界对关系的一般性认识，分析中国社会中“关系”的框架主要有：(1)经济性交换行为(economic exchange)与社会性交换行为(social exchange)[10]。(2)同质性交换与异质性交换[3]307-308。(3)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4)个人关系(personal relationship)与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3]270。这些分类多是在将中国人的“关系”作为一般关系之特例的意义上来审视“关系”的，而唯有“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与混合性关系”这一基本“关系”分类是对中国人“关系”的特别关注。并且，缘于“关系”对人情的巨大影响力，这一基本“关系”分类还导引出了一种基本人情分类，即“礼尚往来”型人情、“急功近利”型人情与“知恩图报”型人情。因此缘故，“礼尚往来”型人情、“急功近利”型人情与“知恩图报”型人情成为了人情的三大基本类型：“礼尚往来”型人情主要是一种日常性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关系一般推崇“来而不往非礼也”价值理念，常以互相间拜访、时不时的问候等为主要形式，其目的性是潜在的、隐形的。“急功近利”型人情主要是人与人之间在急促的目标指向下有意识地建构起一种人际交往，比如人情腐败、“关系”腐败等。“知恩图报”型人情主要是一种有意识地对人好、关照人，并怀有不自觉期权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人情的内涵非常丰富，人情的特征也颇为繁杂，比如交往性、温情性、便利性、功利性、扩张性、超常性、腐蚀性等。然而，基于从人情维度来思考以权谋私的扼制问题这一研究目的，交往目的的期权性、交往主体的扩张性和交往手段的腐蚀性成为了人情的三大基本特征。人情是人之常情，是一种私性情感，是社会中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与对方进行情感交换的有形或无形资源，是人与人交往相处应遵循的规范或准则，亦即一种看重熟人关系、讲究个人感情、热衷人际往来、隐含期权回报的人际交往理念。基于这一人情认识，不难得出：其一，人情关系施予方在人际交往的目的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期权性，这种期权性典型地表现在“急功近利”型人情上。其二，人情或人情关系的普遍性及其规范性使得人情及其衍生物无处不在，并且人情法则又不好违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的人情关系经由脸面、“关系”等的运作，能够无限再生产，致使特定人情关系施予者在交往主体方面具有无限扩张性。其三，人情不可避免地具有交往手段上的“腐蚀性”。变异人情关系中交往手段的腐蚀性自不必说，正常人情关系中交往手段的“腐蚀性”也不少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由送礼、问安、说情、提供方便等方式进行感情投资，这会不知不觉间强化施予方在被施予方心目中的印象，影响人情被施予方，得到想要的利益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