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赶工游戏”到“老板游戏”——非正式就业中的劳动控制

　　摘要：本研究以广州市中大布匹市场周边聚集的小型制衣厂为例，探讨非正式就业中的劳动控制问题。延续布洛维“赶工游戏”的思路，本研究将非正式就业的制衣工人在不受保护的劳动状态中仍然努力工作的原因归结为“老板游戏”的存在。一方面，“人人当老板”的实践和观念模糊了工人与老板的界限，使得即使再苦再累的工作也可视为当老板必要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个个来管理”模糊了工人和管理者的界限，有助于工人了解市场行情和行业规则，实现从工人到师傅再到老板的跃升。“老板游戏”的提出在两个维度上拓展了既往关于工作场所游戏的研究。它既带入了工作场所外的影响因素，也刻画了工人与管理者和老板界限的模糊性。我们认为，虽然小型制衣厂不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但是存在一个范围更广、空间更大的行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这为超越工厂体制，构建行业体制或部门体制等概念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农民工 非正式就业 劳动控制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不断深入的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工人的劳动过程，裁员、撤资和资本外流越来越普遍，从事临时性工作、未能组织化的工人越来越多。工作不稳定、低工资和无福利已经成为全球工人阶级面对的主要问题(Pierce，2001)。作为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中的主要成员，中国也呈现出类似趋势。据估算，2005年中国从事非正式就业的人数为1.63亿，其中农民工从事非正式就业的比例远高于城市劳动力(薛进军、高文书，2012)。可以说，非正式就业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的主要就业形式之一。

　　2010年，我们开始频繁接触在广州市中大布匹市场周边小型制衣厂工作的农民工，在实地调查及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他们恶劣的劳动条件、糟糕的权益状况与他们努力工作、争当“老板”的信念和行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他们处于高风险、不稳定、艰苦的非正式工作状态中，基本上没有劳动合同，更不用说参加社会保险；超时加班和高强度劳动对他们而言司空见惯；他们身处高噪声、多扬尘的环境，工伤事故时有发生且得不到法定赔偿(联合课题组，2011)。另一方面，他们积极地投入工作，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成长为掌握制衣技能和市场行情的“师傅”，进而跃升为自己开厂的“老板”。我们发现，多数制衣厂老板是从其他制衣厂的师傅转化而来的。只要能够接到订单，再加上租用厂房和二手设备的少量资金，一家新的制衣厂就可诞生。简言之，“工人—师傅—老板”构成了这一区域制衣工人主要的社会路径。①

　　我们不禁要问，这种贯通生产场所内外的社会路径是否与非正式就业的劳动控制存在关联，“老板梦”是否构成了工人“同意”恶劣而不稳定的工作的基础？如果说布洛维所分析的工人在工作场所的同意是基于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对劳资关系的深度介入以及由此带来的工业公民(industrial citizens)的地位(Salzinger，2001)，那么身处非正式就业的状态、未能实质获得工业公民资格的制衣工人，②他们的同意何以产生呢？同时，这些分布在中大布市周围的小型制衣厂在资本规模、生产特点、技术含量、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与以往农民工劳动控制研究所关注的较大规模的正式工厂存在着明显不同(任焰、潘毅，2006；张璐，2011；刘林平等，2013)。那么，这些差异如何成为在工作现场形塑劳动控制的力量？

　　二、文献回顾

　　关于劳动控制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他指出，资本家用金钱从市场上购买的是一种抽象的、无形的劳动力。资本家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潜力，就必须拥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控制是劳动过程中的基本问题(马克思，1998)。控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去除“劳动力的不确定性”，因为资本家购买的劳动力与劳动力的实现是有区别的，推动劳动力实现的过程充满了紧张和冲突(O'Doherty & Willmott，2009)。布雷弗曼(1978)深化了劳动控制的研究，他指出，资本家通过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剥离工人对生产规划的掌握，造成了工人的“去技术化”，从而使工人如同机器一样机械地运作着。在反思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布洛维指出，既往的劳动控制研究过多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制性，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资本主义企业的生存发展不再仅仅依赖强制(如市场专制)，而更依赖于其诱使工人同意出卖工资劳动的能力(Burawoy，1979)。考虑到本研究具体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文献回顾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我们将回顾以家庭代工、家户工、来料加工、自我雇佣等为代表的非正式就业中的生产组织和劳动控制问题。③然后，我们将重点回顾自布洛维以来各种关于生产场所内外“游戏”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