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与西方社会相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从更多方面看还有其自身的特异性。诸如阶层间的向上流动受阻，主要是橄榄形的社会结构难以形成，其受阻原因既有制度上的，还有家庭因素，但更多的是源于后天努力的后致性因素，如知识和文凭不能单独发挥作用或失去了它最初的作用。

　　阶层流动问题一直是整个社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所谓的阶层流动，从广义的概念来看可以有多个层次，大到国家社稷层面，中到政党群体层面，小到个体家庭层面都可以有流动。从国家层面来说，这种流动性表现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变化。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看法，国家可以分为“核心”、“半边陲”、“边陲”三种类型，如果世界体系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存在流动性的世界体系是有活力的，能够有效降低国家之间的对抗性，否则则容易加剧国家之间的对抗性。从社会层面来说亦是如此，如果各个社会阶层是开放的，社会下层有可能上升为社会中层甚至是社会上层，同样，社会上层也有可能下降为社会中层甚至是社会底层。这样的社会结构就是有活力的，同样对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阶层向上流动受阻加剧

　　从我国当前阶层流动的现状来看，阶层向上流动受阻现象日益严重，其对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带来的危害也与日俱增，突出表现是：

　　第一，阶层之间互相被“污名化”。阶层流动受阻使得各个阶层之间的边界日益清晰，这里的边界既可以指有形的地理边界，如城市中富人区与贫民区的边界，也可以指无形的身份边界，如富人与穷人的边界。阶层流动受阻使得各个阶层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的关系。社会上层处于社会同心圆的中心地位，把持着文化表达的权力，而社会下层则处于社会同心圆的边缘，只能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往往容易极端化，不是边缘依附于中心就是边缘与中心相对抗。在前现代或传统社会，各阶层间的边界意识比较强，社会流动差，因此，阶层间的“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都会各安其事，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依附关系。但是在现代社会，边界意识开始淡漠，社会流动随社会开放度而增强，强调竞争和公平，因此阶层间的“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往往是竞争和对抗性关系。

　　由于社会不公平会导致阶层固化，于是，“污名化”就会出现在具有对抗性关系的阶层间。“污名化”表现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抗性关系建构的过程，指的是“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之间不断地互相贴标签；第二个阶段是对抗性关系保持稳定的状态，指的是“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之间形成了一种难以消除的刻板印象或心态。例如，穷人通过给富人贴上“为富不仁”、“生活奢靡”的标签，会加重社会对富人的仇富心态；而富人通过给穷人贴上“人穷志短”、“低等公民”这样的标签，强化了社会对穷人的歧视与冷漠。因此，阶层之间互相“污名化”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极为不利的。

　　第二，上层社会“安全感”缺失。在其他阶层的人们看来，上层社会的人过着“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生活，是最让人羡慕的。但是，当前，以“富人”、“官员”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中的人们却普遍缺乏“安全感”，如很多官员把家人和子女都送到国外，自己当起了“裸官”，很多富人向国外转移财产或者加入了外国籍。“安全感”缺失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安全感”的缺失与中国不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有关，使得大多数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都被上层社会所垄断。对于其他阶层来说，每天想的是怎么样才能分享到这些资源，而上层社会中的人们每天想的是我怎么样才能使这些资源不被分走。再加上很多人获得这些垄断资源的过程并不是那么“光彩”的，有的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的“不义之财”，有的是通过不正常方式“一夜暴富”，这愈发加剧了上层社会人们的“不安全感”。

　　另一方面，“安全感”的缺失与阶层流动受阻有着直接的联系，对于其他阶层来说，由于阶层流动受阻使他们很难进入上层社会，也就很难分享上层社会垄断的这些资源，相应的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日益严重，致使他们与上层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加剧了上层社会的“不安全感”。

　　第三，“橄榄型”社会结构难以形成。中间阶层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要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就需要不断扩大中间阶层的人数，使中间阶层的规模在整个社会中占据绝对优势。阶层流动受阻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封闭性，这对于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极为不利的，进而使得中间阶层很难有效发挥“社会稳定器”功能。

　　第四，“愤怒的一代”正在形成。在一个阶层流动受阻的社会中，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各个阶层的社会心态，上层社会人们的心态可以用“忧虑”来形容，忧虑是因为他们担心社会其他阶层的不满会危及其地位，终有一天会“引火烧身”。中间阶层人们的心态可以用“迷茫”来形容，迷茫是因为他们虽然不担心会下降到下层社会，但是他们也没有进入上层社会的希望。底层社会人们的心态可以用“愤怒”来形容，因为他们不仅没有进入中间阶层的希望，更加没有进入上层社会的希望，对于他们而言，这种“愤怒”感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因阶层流动受阻而产生的不公平感。阶层流动受阻使得人们的阶层地位往往不是由自身的自致性因素所能决定的，而是更多的由先赋性因素所决定，出身决定命运无疑会增强人们的不公平感。

　　二是因阶层流动受阻而产生的挫败感。人们不断地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试图实现阶层流动，但是阶层流动受阻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这使得人们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

　　三是因阶层流动受阻而产生的被剥夺感。上层社会人们对资源的垄断也就是意味着对其他阶层资源的“掠夺”，他们的成功往往是建立在其他阶层失败基础上的，这无疑会加剧下层社会人们的被剥夺感。而不公平感、挫败感、被剥夺感导致底层社会的人们成为了“愤怒的一代”，如果没有相应的能够释放这些“愤怒”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势必会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