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教育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在中国高等教育实行精英教育阶段，大学生群体能借助高考以“天之骄子”的身份快速跻身上层社会。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发生改变，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使大学生群体由“天之骄子”变成“后精英”。同时，在全面市场化改革的带动下，中国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社会分层现象引人注目。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倾向于认为社会分层已经“结构化”，虽然较多的大学生对社会机会持乐观态度，但如若与精英教育时代的大学生相比，他们则认为“向上流动”的渠道已变得较为狭窄，且家庭背景及资源对一个人的前途发展有显性影响，代际“再生产”机制占据优势。虽然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大学生个体的看法存在差异，但从社会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整体认知的同质性较高。 

　　 关 键 词：社会机会 社会分层 社会流动 大学生 主观认识 高等教育 后精英 

　　一、研究背景：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地位变迁的双重奏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两次重大社会变革，第一次是4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及之后的共产主义试验，第二次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市场化改革[1]。这两次社会变革触发的不仅是经济制度的转型，更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Whyte和Parish曾撰文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比市场型发展中国家低，也比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略低，机会较为均等，存在“去阶层化”(destratification)现象[2-4]。即便这一观点尚未获得学界的一致认同①，但如若与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模式相比，学者们还是广泛认同市场化改革前属于“相对均等”。事实上，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和结构变化现象早已被学界所关注。以Nee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观察到，市场化使私人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回报上升，激励了那部分有创业精神的人通过市场获得经济的成功，率先突破原来的社会结构而走向社会上层，单位制和原先掌控再分配权力的阶层则日益式微，这被称为“市场转型论”[5]。另一部分“权力中心论”的学者也观察到部分私营企业家借助经济成功向上流动，但他们发现单位组织和再分配权力掌握者的影响力是持续的，这部分人容易与社会其他资源相结合而成为优势阶层②。近期，林宗弘和吴晓刚整合了以上两种观点，并运用“制度阶级理论”进行分析，概述了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转型态势：农民和国企工人不断萎缩弱化；在民营化的冲击下，国有单位的优势在下降，这一点与“市场转型论”相近；不过，“当国有单位的组织资产逐渐贬值时，一些干部却利用权力化公为私”而获利，地位得到维系或强化，这一点又与“权力中心论”相似；技术资产的拥有者可获得更高回报；拥有较多资本的企业家(而非小企业主)的政治经济力量逐渐增强[6]。由于各理论学派依据的实证材料不同，对中国社会阶层变动的理论概述也有所不同，但其中一点却是一致的，即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已发生了剧烈变动和分化。

　　当然，与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一样，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分期。学界普遍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界，将改革转型历程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本文分别将其称为改革试探时期和全面市场化时期③。改革试探时期中国引入市场机制，逐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和私人资本运营的限制，不再强调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允许不同群体实现经济社会利益差别化，这为新的社会阶层形成及分化创造了政治经济条件，社会分化和流动模式发生转换[7]73。但由于改革试探期中国的制度转型带有明显的渐进主义与实用主义取向[8]，并经常出现新政策停滞不前及反复的情况[9]。在此影响下，阶层分化并不严重。有研究显示，社会收入不平等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略微下降后仅略微上升[10]。在全面市场化时期，私人资本迅速扩张，劳动力流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深化，这给社会阶层结构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各阶层的地位(权力、收入、声誉)发生了明显的升降变化，阶层间的关系也加快调整。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存在明显阶层位序的新阶层结构，甚至有学者认为该结构已经趋向定型化[7]。

　　在分析了社会阶层分化的宏观态势和历史分期后，我们再以群体研究为取向，聚焦和梳理中国大学生地位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变动脉络。许多社会学家都相信，教育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1977年恢复的高考招生制度提供了一条“特色最为鲜明”、“单向的向上的”社会流动渠道[11]194-195。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前期(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家不仅负责绝大部分高校学生的学费，还为他们分配工作，农村家庭出生的学子可以通过升读大学获得城市居民甚至干部(知识分子)的身份，跻身社会上层。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被称为“天之骄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先是改革原来对毕业生统分统包的政策，并于1993年后全面确立自主择业政策，将高校毕业生推向市场；接着于1994年对大学生全面实行收费政策；1999年，基于深刻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国高校开始扩招[12]119，开始了高等教育扩张和大众化的进程。无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政策的转向深刻地改变了大学生的身份或社会地位，即由国家公费培养、政府分配工作、数量精少的“天之骄子”转变为需自缴费用、自主就业、数目庞大的群体。如依据Martin Trow的高等教育三段论[13]，扩招之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属于精英教育阶段，而20世纪90年代末的扩招不仅使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也带有“去精英化”的意味。因此，相对于精英教育阶段的“天之骄子”，本文将扩招后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大学生群体称为“后精英”④。

　　宏观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态势与具体的大学生群体身份变迁构成了本研究的背景。为更清晰地将该背景呈现出来，本文将其整理成图(见图1)。从图中可以看到，在经济市场化改革主轴的带动下，社会分层的历史分期与大学生群体身份的变迁出现时序上的对照，形成不同的配对格局：在社会阶层逐渐分化、社会流动空间开始显现的历史阶段，大学生群体借助高考的渠道以“天之骄子”的身份快速跻身上层社会；而在全面市场化以后，当阶层关系快速调整、阶层急剧分化之时，大学生群体却迎来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等导致的“后精英”时代。

图1　中国社会分层与大学生身份变迁脉络图 

　　二、研究问题：结构化还是碎片化 

　　学校教育向来是社会分层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而作为学校教育系统中的末梢及社会体系的前沿阵地，高等教育及大学生则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中国大学生注定是一个对社会分化有着复杂和特殊感受的群体：作为社会一般成员，他们势必会受到宏观社会分化态势的影响；作为一个受高等教育政策影响的特定人群，他们又有着波动的群体命运。当这两个因素或脉络交织在一起时，我们不由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中国大学生对社会阶层分化有怎样的群体认知和态度?他们如何看待他们的社会流动或社会机会?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学界对全面市场化阶段中国社会分化程度加剧、阶层关系调整程度明显有共识，但对目前阶层格局和流动机会的看法却有分歧。以李路路和孙立平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分化格局是“结构化”或“定型化”，即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差异是持续和稳定的，阶层之间有明显界限，地位身份不易改变；在社会流动方面，他们认为阶层体系是封闭和“再生产”的，上一代的地位身份将通过各种途径传递或影响下一代的身份地位[14-15]。以李强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分化格局是“碎片化”，即当前社会出现的是多元的和相互交叉的分化，各阶层之间未存在鲜明和绝对的分界线[16]33；在社会流动方面，他们则倾向于认为社会阶层体系是开放的，人们的身份地位较容易发生变化，人们通过努力可获得较多的社会流动机会，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影响较弱[17]553。

　　另外，本文的研究问题包含了大学生群体对其代际流动模式现状的判断。西方学术界很早就对代际流动进行了大量颇有裨益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学者们也认识到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代际流动具有相似性，只是受制度、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18]。李煜在梳理西方相关理论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代际流动的三种理想类型：(1)绩效原则下的竞争流动模式。在该模式下，先赋因素让位于自致因素，不同家庭背景出生的子女，其自身的优秀和努力才是成功的关键。(2)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父辈的地位资源优势将传递转化为子代的竞争优势。(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国家庇护流动模式。该模式的重要特征是国家政治因素被强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会通过特殊的政策设计而对工农阶层的子弟予以“流动庇护”[19]。如照此类型划分，从大量的经验研究来看[4，20]，我们较容易判定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代际流动应该接近国家庇护模式。那么，对市场化转型后中国的社会流动模式，或者更具体地说大学生群体的代际流动，大学生这个群体自己是如何判断的?他们是受益于市场化，并获得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能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自由竞争呢，还是高等教育政策变迁以及社会阶层的改变已经削夺了他们靠自身能力就可快速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尝试通过实证的方法去研究客观范畴中社会阶层的分化格局及当今大学生群体如何进行社会流动，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当代中国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对阶层分化及社会机会的主观认知。正如反实证主义(anti-positivism)所指出的那样，“人的主观意志是一切社会行为的根据，要了解社会现象和问题，首先就要了解人作为一个介体如何影响社会现状”；社会研究与科学研究是不同的，“社会研究应着重研究人如何主观地诠释他们四周的环境，所以研究员在研究过程中是要找出人们的‘主观’意志，多于要找出他们的客观行为”[21]6。从主观认知的层面来讨论社会分化也向来是社会分层或社会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不过这一研究视角在国内学术界却常常被忽视[22]。既有的少数相关文献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第一，研究内容上一般集中于职业声望的测量[23-25]；第二，研究对象上则往往以某一地域或社区为界，抽取当地各个阶层的居民作为样本[26-28]。由李培林主持的“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具有一定影响力，该研究对中国大陆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居民进行“社会观念”的抽样调查。当然，对于该调查来说，18—69岁之间各阶层和各职业背景的城市居民都是其调查对象。该研究侧重于城市居民的阶级意识以及不同阶层对社会状况评价差异的分析[29-30]。与上述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本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将聚焦于大学生这一单一群体，在研究内容上则讨论他们对社会分化格局、社会流动机会以及政府政策的态度，而非局限于对职业声望的评价，以期丰富该研究领域的研究。

　　结合以上论述，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可以概括为：在当代大学生的主观认知中，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程度如何?分化格局是结构化还是碎片化?大学生群体的社会机会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或者说社会流动是代际的再生产，抑或是在市场环境中绩效原则下的自由竞争?